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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儿-试论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原因—以越州段为例

 陈鹏儿


 由绍兴学者邹志方教授最早提出,并得到学界认可的“浙东唐诗之路”,是唐代诗人在浙东行吟聚会的一条旅游线路。它贯穿浙江以东的越州、明州、台州、温州、处州(今丽水市)、睦州(今属杭州市)、衢州、婺州(今金华市)等八个州,以越州萧山之渔浦、西陵(今西兴)为起终点,又以横渡钱塘江作为诗路起终点的出入口。因为这八个州从唐贞元三年(787)设浙东道、治越州以后,均在浙东范围,故以称之。渔浦渡口由越国固陵港演变而成,历史悠远,从渔浦渡口出入越地的水路称之“古驿道”;西晋永嘉年间始凿西兴运河后才形成西陵渡口,与渔浦渡口并为出入越地的二大渡口,称之为“便道”,到唐代亦然,故从地理存在而言,渔浦可视作浙东唐诗之路的源头起点。这片越州为中心的浙东神秘区域,以经济之发达、文化之深厚、景色之奇丽、宗教之兴盛,吸引了晋代以后的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游赏、探幽、怀古、创作,到唐代掀起高潮。据统计,终唐一代,有400多位著名诗人沿着这条路线游玩越中,留下近千篇诗作名篇,形成中外旅游史上绝无仅有的“浙东唐诗之路”。而这条以诗为特色、以水路为主兼以陆道的旅游之路,它在文化和交通上的最大载体之一,正是把浙东主要文化景点串联起来的浙东运河,具体点说,从渔浦、西陵经西兴运河、东鉴湖航道到曹娥江的浙东运河西段,则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始段和精华段,无疑成为诗人们着力描述和讴歌的重点所在。

一、诗路神游

被誉为浙东唐诗之路诗作神品的,当数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诗中描述了诗路全程,尤其对越中山水的描绘更是出神入化,荡气回肠:

逸兴满吴云,飘飖浙江汜。

挥手杭越间,樟亭望潮还。

            涛卷海门石,云横天际山。

            白马走素车,雷奔骇心颜。

            遥闻会稽美,且渡耶溪水。

            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

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

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

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

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

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

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

            ……

渡过钱塘江,即为越中地面。这里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世上多少骚人墨客流连忘返。初唐诗人孟浩然的《渡浙江向舟中人》真切流露了浏览越中的急迫心情:

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

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

西陵既是诗路的起点,又是越州与隔江相对杭州的分界处。越州刺史元稹与杭州刺史白居易这对唐代诗坛挚友,以越州、杭州为节点,互相往返于钱塘江与西兴运河之间,以诗言情,竹筒递诗,演绎了一大诗坛佳话。“竹筒递诗”起始于唐长庆三年(823)十月,时元稹赴越任职,途经杭州,拜访白居易。白设宴款待,席中互赠诗作。离杭渡过钱塘江,到了西陵,便是越州地面了,朋友间依恋之情,依然难以释怀,于是,元稹又深情地远眺杭州,信笔写下《别后西陵晚眺》诗,以竹筒贮之,递送杭州。诗云:

晚日未抛诗笔砚,夕阳空望郡楼台。

与君会后知何月,不似潮头暮却回。

白居易阅罢此诗,欣然会心,即刻写下《答微之泊西陵驿见寄》诗,虚拟元稹西陵遥望之状,聊表自己感激之情。依旧贮诗竹筒,递送越州。答曰:

烟波尽处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

知是台边望不见,暮潮空送渡船回.

从西陵出发,泛舟西兴运河,来到“越中蔼蔼繁华地”的越州城。登临越州城城头,极目远眺,隐隐不绝的会稽山,碧波万顷的镜湖,肥沃富饶的平原,疆界分明的后海,尽收眼底。联想到这片土地上人文荟萃,难怪诗人孙逖在《登越州城》中发出了“万象清”之赞叹:

越嶂绕层城,登临万象清。

封圻沧海合,廛市碧湖明。

晓日渔歌满,芳春棹唱行。

山风吹美箭,田雨润香粳。

代阅英灵尽,人闲吏隐并。

赠言王逸少,已见曲池平。

镜湖“秀色不可名”,自然引得诗人们要身临其境。出越州城,在城门外备有三处游船码头:一为都赐埭,乘舟去游赏东湖;二是稽山门,可舟行东湖,又可以舟行西湖;三系常禧门,也即西湖码头,山阴道的起点。诗人们拾步上船,放舟镜湖,湖光山色、莲荷越女映入眼帘,先贤雅事、历史勾沉涌上心头,怎能不诗兴大发?据初步统计,唐代诗人咏吟镜湖及沿湖景区的诗作,留传至今的尚有鉴湖72首、若耶溪75首、禹陵10首、兰亭15首、东湖(鉴湖东湖之景点)19首、柯亭2首,共计192首,居诗路景点之首;代表性诗人有孟浩然、贺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严维等,几乎囊括了唐代的诗坛翘楚。其中李白三次入越,创作的镜湖诗至少15首,恐怕也是李白一生中留诗最多的景点了,诗人对镜湖的迷恋,由此可见一斑。先来欣赏中唐诗人朱庆馀笔下诗情画意、天人合一的《南湖》(鉴湖别名):

湖上微风小槛凉,翻翻菱荇满回塘。

野船着岸入春草,水鸟带波飞夕阳。

芦叶有声疑露雨,浪花无际似潇湘。

飘然篷艇东归客,尽日相看忆楚乡。

若耶溪是镜湖上游会稽山“三十六源”中最大最长的溪河,幽深奇丽,古老神秘,被誉为越部族的母亲河。溪之畔安葬着越国王室的先祖大禹,又有越国的都城平阳和冶金基地上灶,还有西施采莲留下的曼妙足迹。且看诗人李绅如何描写《若耶溪》:

岚光花影绕山阴,山转花稀到碧浔。

倾国美人妖艳远,凿山良冶铸炉深。

凌波莫惜临妆面,莹锷当期出匣心。

应是蛟龙长不去,若耶秋水尚沉沉。

漫漫唐诗路上诞生了四十多位诗人。其中有这样一位诗人,他是唐代诗坛的元老级人物,一个演绎“金龟换酒”雅事的浪漫酒仙,也是一名离家五十载的镜湖游子。唐天宝三年(744),他以八十六岁高龄向唐玄宗求还,回到日夜思念的镜湖故乡。仿佛有一股神奇的青春活力注入心肺,诗人触摸着烟波浩渺的镜湖,写下了清新脱俗、脍炙人口的《回乡偶书》诗,不久就驾鹤西归,他就是贺知章。诗云: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天宝六年(747),对贺知章深怀知遇之恩的李白第二次漫游浙东,兴冲冲专程往访,不料贺知章已经作古。李白悲痛难扼,情不能已,于是写下《对酒忆贺监二首》等诗追悼贺老,诗中仍然离不开镜湖和用镜湖水所酿之酒。其中一首云:

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

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

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

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

    沿着李白的足迹,从越州都赐门登船东行,走湖中运河航道七十多里,来到曹娥江西岸的曹娥。有一座纪念孝女的汉代古庙曹娥庙独立江边,庙中还有蔡邕留下字谜的汉代名碑曹娥碑,到唐代碑已损坏。长庆三年(823)至大和三年(829)间,诗人赵嘏慕名造访曹娥庙,看到已堕之碑,不禁触景生情,遂写下《题曹娥庙》诗:

青娥埋没此江滨,江树飕飀惨暮云。

文字在碑碑已堕,波涛辜负色丝文。

    南朝宋始建梁湖埭切断了姚江与曹娥江联系。失去了姚江的分流,曹娥江潮汐变得更为汹涌,感潮江段延长到剡县(今嵊州市)清风峡以远,1从而为唐代诗人舟行曹娥江到达剡溪创造了条件。对于内地诗人来说,乘潮而至更是梦寐以求,一则快速称心,再则可临流观景。约在天宝年间(742~756),颖州汝阴(今安徽阜阳)籍诗人萧颖士乘晓月下江,赏浪中日出,一览曹娥江风情,写下了《越江秋曙》:

扁舟东路远,晓月下江濆。

潋滟信潮上,苍茫孤屿分。

林声寒动叶,水气曙连云。

暾日浪中出,榜歌天际闻。

伯鸾常去国,安道惜离群。

延首剡溪近,咏言怀数君。

诗路沿曹娥江连接上流剡溪,至沃州湖,然后再沿溪而上,由慈圣登岸,上天台山,那里已经是台州地界了,这里不再赘述。

二、形成原因

作为区域文化,绍兴文化的源头和前身,可追溯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越文化。而作为越文化的先驱,新石器时代的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

化,以丰富的考古实物证明了于越祖先们不同凡响的创造力,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进入越国时期后,特别是在越王句践领导下,于越部族又创造了以水利、冶金、纺织为代表的越国文明,继而完成了被吴国战败最后灭亡吴国、称霸中原的惊天动地伟业。直至战国后期越国被楚国所亡,秦始皇在越地设郡改名、强迫移民后,越族最终流散,2越文化也随之告一段落。但是,文化尤如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永不止息。同样,越文化并不会因越族流散而消亡,尤其是精神层面的精华部分,必然会深深铭刻、熔铸于当地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之中,以人为载体,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在趋势上,使绍兴成为我国历代经济发达地区之一,为区域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以影响深广度而言,绍兴“纯文化”的文化高潮,在历史时期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发生在晋朝的兰亭修褉,诞生了我国书法艺术上的巅峰之作《兰亭序》。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会稽内史王羲之邀集谢安、孙绰等一流名士共42人聚会兰亭。一群文人雅士,置身于鉴湖之滨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中,众皆列坐清溪两侧,曲水流觞(酒杯),饮酒赋诗,各抒情怀。羲之将众人所赋的37首诗汇辑成集,并借酒兴,心酣落笔,写下一篇324字的序文,世称《兰亭集序》,也称《兰亭序》。《兰亭序》的书法艺术“飘若游龙,矫若惊鸿”,被唐褚遂良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赞其为:“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兰亭由此成为闻名海内外的我国书法圣地,延续至今。第二次是形成于唐代的浙东唐诗之路。在唐代352年中,这条路上诞生的诗人达四十多位,隐居的诗人有二十多位,前来踏访、游赏、交游、吟咏的诗人在四百位以上。3从诗人的活动范围和诗歌创作的集中度来看,以越州城为中心山会两县的鉴湖区域,即诗人们所称的“越中”,更是这条诗路的精华段。初步统计,在这

段精华区域,著名诗人如孟浩然、王维、贺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都留有踪迹和诗作,孟浩然和杜甫逗留的时间前后达四年之久,李白和李绅一生三次徜徉其间,白居易也两次到过这里;地方行政长官大多也是诗人,仅任越州刺史的诗人就有独孤竣、杜鸿惭、韩滉、贾全、杨於陵、孟简、元稹、陆亘、李绅、高铢、元晦、杨汉公、李褒、李纳、王龟等;唐代最大规模的诗歌联唱活动——大历浙东唱合,就发生在鉴湖的岛屿景区东湖,参加诗人57位,联唱诗歌49首;诗人咏鉴湖及鉴湖周围名胜会稽山、若耶溪、曹娥江、东湖、兰亭、禹陵、柯岩等的诗作,留传下来的多达330首以上(不含相关诗作),4实属罕见。尤其可贵的是唐代诗人踏访之地,诗作描写之处,差不多都能考证出来,基本上完好地保存着,而其中的精华段,至今仍然是闻名海内外的旅游热线之一。在中外旅游史和中国文学史上,这样一条以水路为主、以诗歌为载体的纯粹文化游路,且能够穿越千年,长盛不衰,可谓是绝无仅有,独领风骚。

那么,这两次文化高潮是怎样发生的呢?

先从疏理要素入手。

一是时间段。兰亭修褉,从领军人物王羲之晋建兴元年(313)随晋室南迁定居会稽算起,到晋永和九年(353)《兰亭序》诞生,延续时间为40年。唐诗之路,以精华段为例,从宋之问唐景龙三年(709)被贬越州创作《早春泛镜湖》开始,到王贞白作于唐乾宁二年(895)后不久的《泛镜湖》收结,延续时间更长,为186年。而这两个时间段,恰恰处于鉴湖的早期发展阶段与全盛时期。

二是发生地。兰亭修褉的地点,王羲之在《兰亭序》中说得很清楚,是“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即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当时的兰亭位于鉴湖上游之一兰亭溪注入鉴湖的入湖口,诚如孙绰《后序》所云“褉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5文中“南涧”即兰亭溪,“长湖”指鉴湖。唐  

诗之路虽然漫长,但如前所述,它的精华段同样分布于越州城为中心的山会地区,即鉴湖区域。

三是文化成就。兰亭修褉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文学和书法艺术上。前者,由王羲之、谢安等26人创作四言诗14首、五言诗23首,共37首,都为一集,又由王羲之作序,孙绰作跋(后序),是为诗集。晋人称《临河》,唐人称《兰亭诗》,宋《嘉泰会稽志》称《上巳日会兰亭曲水诗》,一般称《兰亭集》。诗集内容,以描写鉴湖周边环境和抒发人生感悟为主,如“青萝翳岫,修竹冠岒。谷流清响,条鼓鸣音”,“鲜葩映林薄,游鳞戏清渠。临川欣投钓,得意岂在鱼”和“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等等,6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和思想境界。后者,就是诞生了举世闻名的书法绝品《兰亭序》,虽然真本早已埋入唐太宗昭陵,存世《兰亭序》均为唐摹本,但后世书法家依然顶礼膜拜为不可逾越。兰亭也由此成为书法圣地和鉴湖名胜存留至今,1963年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以来,绍兴市人民政府每年举办兰亭书法节活动,追怀永和遗风。唐诗之路的文化成就集中体现在诗歌创作上。几乎囊括所有大家在内的四百多位唐代诗人,以数百首诗歌,将浙东风光描述得精彩纷呈,出神入化。尤其是咏吟鉴湖的诗作,数量众多,辞藻华丽,内涵丰富,全面勾勒了唐代山会地区的优美水环境,既可供人欣赏,也为后世鉴湖研究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资料。请看诗人笔下:写会稽山,“稽山碧湖上,势入东溟尽。烟景昼清明,九峰争隐嶙”;写鉴湖,“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写鉴湖灌区,“蓬瀛若仿佛,田野如泛浮”,“雪花布遍稻陇白,日脚插入秋波红”;写后海,“东海横秦望,西陵绕越台”,“涛卷海门石,云横天际山。白马走素车,雷奔骇心颜”等等, 7不胜枚举。诗中:“稽山碧湖上”,写

明会稽山位于鉴湖上游;“镜湖三百里”实指鉴湖湖周长度,“江城”系指鉴湖环抱的越州城,“舟在空中行”写出了鉴湖湖面与平原河面的水位差;“蓬瀛”是指崛起于平原上的会稽山余脉孤丘,“田野如泛浮”描写被河湖网分割包围的平原如同漂浮在水中,“雪花”则指在稻田劳作的穿白布衣的农夫,远远望去如片片雪花散布;“秦望”是会稽山中部的分支山脉,以秦始皇登临望海而得名,“海门”是指当时钱塘江的入海口南大门,位于龛山(航坞山)与赭山之间,这是钱塘江主槽出南大门入海的最早记载。

以上要素分析无不说明,越地历史时期的两次文化高潮都与鉴湖水利紧密相关,不可分割。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这两次文化高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文化现象,它们其实是越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累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中反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四个方面。

政治因素

汉末三国,北方群雄并起,战乱不绝,而会稽郡的政治形势则相对稳定,吸引了蔡邕、管宁、嵇康、阮籍、阮咸等众多一流名士前来山阴避祸、浏览和卜居,8这些名流成为日后晋朝名士南迁的先头部队。西晋后期,晋王朝皇室内讧,发生了“八王之乱”的阋墙之战。北方游牧民族趁乱南下,分据华北各地,迫使包括皇室、士大夫在内的中原人口大量迁入南方。而作为六朝首都大后方的会稽,不仅并无战争,政权稳固,且在朝廷重臣治理下,政清人和,成为东晋诸郡之首。会稽郡的中心区域——郡城和山会地区,自然成为南迁人口定居的理想之地,其中迁入的显要家族就有王羲之、谢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9这批文化精英以鉴湖区域为中心,或为官,或定居,或置业,或隐逸,在互相拜访、共同切磋、结伴游赏和祭礼论道中,放飞情怀,吟诗挥毫,形成一个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文化圈,

为兰亭修褉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了人文基础。在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遭受战乱重创,人民流离,社会动荡,而浙东地区虽然有过袁晁起义(762~763)和裘甫起义(859~860)的短暂战乱,但总的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社会相对安定。不少诗人,特别是仕途遭受挫折的诗人,希望寻找一处相对安定的处所,或漫游,或寻访,或隐居,来慰籍心灵创伤,前来越州便在情理之中。并且,从孟浩然《渡浙江问舟中人》诗句“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来看,诗人们浏览越中的心情显得非常迫切,久而久之,自然地形成了唐诗之路。无疑,长时期稳定的政治局面是产生兰亭修禊和形成浙东唐诗之路的先决条件,而社会稳定又是由鉴湖水利为基础的发达的越州经济所决定的。

文化因素

能够长时期、大规模地吸引国内文化精英前来定居、游赏、集会,继而掀起文化高潮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山会地区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这个地区本身就是越文化的中心区域。越文化不仅与黄河流域汉文化、长江中游楚文化并列为我国先秦的著名文化,而且以海洋特色和开放特性,相比其他文化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加以春秋战国与汉、楚文化的交流,秦、汉、晋三代与北方文化的融合,越地文化又有了超乎寻常的发展,汉、六朝大批文化人的涌现,便是越地文化高度成熟的表现。这就为越地晋代名士和唐代诗人的大批产生奠定了基础,也为吸引更多外地名士、诗人的踏访、游赏、吟咏创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六朝,这种文化氛围已经形成为社会风俗和风气。“粤(越)自汉晋,奇伟、光明、硕大之士固已继出,东晋都建康,一时名胜。自王(羲之)谢(安)诸人在会稽者为多,以会稽诸山为东山,以渡涛江而东为入东,居会稽为在东,去而复归为还东,文物可谓盛矣”,10正是当时名士集聚、文化鼎盛的真实写照。其文化特点,主要体现在王羲之、谢安、谢灵运、谢惠连等名士对鉴湖区域的山水情结上,特别是谢灵运徜徉于稽山镜水之间,慰藉、陶冶、放飞心灵,开创了我国诗坛上的山水诗流派,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唐代不少诗人就是冲着谢灵

运等人的山水情结而来的,李白诗句“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便表达了诗人们远游越州秀美山水的向往。不仅如此,鉴湖区域还集聚着众多源远流长的人文景点,如宛委山、禹陵与大禹传说,禹庙、祭禹与越国创立,大越城与句践、范蠡,欧冶耶溪铸剑,西施若耶采莲,秦始皇望海立碑,司马迁“上会稽,探禹穴”,曹娥庙与曹娥碑,以及王羲之兰亭修褉,谢安东山再起,葛洪宛委炼丹,王徽之雪夜访戴,贺知章赐归镜湖等等,都是令唐代诗人心驰神往,所要探索的。优美的山水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历史交相叠加,融为一体,将文化的引力和张力发挥到极致,使越地成为唐代诗人非到不可之地。许多诗人或结队而来,或舟车兼程,前来越中踏访、游赏、探秘、隐居、集会、吟咏,便是极其自然的事了。而将山水风光与人文历史融合的纽带和载体,恰恰是唐代诗人厚爱有加、倾情歌咏的鉴湖。

经济因素

唐代,以大规模修筑山会海塘和扩建玉山斗门为标志,鉴湖水利的灌溉效益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进一步推动加快了北部平原的开发速度,同时促进农业经济向调整生产结构、应用农学新技术、提高单位产量的方向发展,使绍兴传统农学技术进入成熟期。据洪惠良、祁万荣先生研究,11唐宋时期山会地区农业生产的结构和布局已基本完成,形成了以粮食生产为主,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生产结构,及一大批农产品专业生产区,如北部平原的稻、麦生产区,城镇郊区的蔬菜生产区,鉴湖沿岸的水生果、蔬、鱼、鸭生产区,西干山脉花果生产区,会稽山区茶叶生产区等,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水田传统农学技术成熟的表现主要有三。一是水田耕耙耖体系形成。唐陆龟蒙《耒耜经》对曲辕犁有详细描述,还记有“爬”和“砺□”等水田农具,所谓“耕后有爬,……爬后有砺□”,正是对南方水田“耕、耙、耖”体系的真实写照。元人王桢在《农书》中说:“南方水田,耕毕即耙,耙毕即耖。”说明元代以前“耕、耙、耖”已经成

为南方水田的常规耕作体系。二是水田旱作的开垄作沟体系亦已形成。唐以前,山会地区水田农业基本上只种一季水稻,唐特别是宋以后,随着稻麦二熟制的推广,以及生产实践经验的累积,旱作开沟作垄技术,至迟在南宋时期得以完成,王桢的《农书》对此已有了很好的总结。这项农耕技术主要是解决大小麦等旱粮作物在南方水田的适应性问题。由于大小麦等北方旱作不耐水淹,而越地乃水乡泽国,地下水位较高,春冬时有雨水,自然环境不宜于麦类生长,而开沟作垄可及时将田中水排出入河,有利于降低地下水位,且水田经冬秋一次深耕和干燥,解决了土壤长期淹水所发生的缺氧、板结问题,改善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对后作水稻的生产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三是稻麦二熟制的推广和建立。随着稻麦二熟制的建立和稻麦栽培技术的提高,唐宋山会地区的粮食生产跨上了新台阶,粮食亩产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当时国内的一个重要粮食基地,所产粮食直接运往京城或其他指定地区。唐朝前期,漕粮运至洛阳含嘉仓,《新唐书·食货志三》有载:“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江淮”包括浙江省境在内。从含嘉仓出土的铭砖中,考证出该仓的粮食部分来自越州,说明当时山会地区已是唐政府漕粮的来源地之一。12杜甫《解闷》诗也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淮南的粮价要到越州西陵来查证,足见越州粮食在全国市场上的重要地位。

手工业更是兴旺发达,其中的丝绸、黄酒、造纸、瓷器、刻板印刷等等,其技术水平已接近封建社会的顶峰。例如:丝绸,品种有罗、绫、縠、绢等多达十余种,统称“越罗”,唐代就列为贡品,“最名于唐”。 13黄酒,古称“越酒”,起源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历数千年发展,到唐代,已处于制曲技术突破、绍兴黄酒基本定型的前夜。造纸,越州纸以竹纸“名天下”,上品竹纸具有“唯工书得喜之,滑一也,发墨色二也,宜笔锋三也,卷抒

虽久墨终不渝四也,性不蠹五也”五大优点,从唐代起开始列入贡品。印刷,我国雕版印刷起源于唐朝中期,而唐长庆四年(824)以前,越州就有了雕版印刷,刊印本业已“卖于市井”。时任越州刺史的元稹(字微之),曾目睹会稽山区村校的印刷品教材,留下深刻印象,说:“至于缮写摹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予尝于平水市中(元稹自注:镜湖旁草市名),见村校诸童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因亦不知予为微之也。14瓷器,山会地区的瓷器以越瓷闻名,发轫于良渚文化时期,曾为中国陶瓷由陶向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到唐末、宋初达到顶峰,远销海外。唐人陆羽所撰《茶经》中也有对全国瓷器的评价,称“盘”和“瓯”以越瓷为第一,还写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彩色来”的名句来赞美越瓷。唐宋之际,吴越国王曾两次向中原朝廷进贡秘色青瓷,15可见越瓷的地位非同一般等等。而这种鼎盛局面的形成,又与发达的山会地区鉴湖水利和宁绍地区浙东运河等基础措施建设,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

环境因素

东汉以后,随着鉴湖配套涵闸的逐步增设和完善,这一大型蓄水工程在滞洪、供淡、灌溉、释咸、航运等方面,日益发挥出巨大效益,有效改观了昔日山会地区海潮直薄、土地斥咸、淡水缺失、旱涝濒仍的恶劣水环境,到六朝时,已出现了晋人王羲之(约303~361)赞颂的“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16的优美水环境。湖水面广达173平方公里的鉴湖湖水清澈见底,澄碧可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充分说明鉴湖创立,农业重心从山麓地带向北部平原转移后,鉴湖上游约420平方公里的稽北丘陵森林植被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恢复。茂林修竹遍布于崇山峻岭,“三十六源”溪河流淌着“清流激湍”,17注入鉴湖,才造就了清澈得可以照人的鉴湖水。南朝陈顾野王(519~581)《舆地志》亦云:“山阴南湖,萦带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发,若镜若图。”18同样说的是鉴湖若镜,又把湖与周围的郊郭、青山组合成一幅山水丹青,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包括鉴湖、周围原野、会稽郡城、稽北丘陵在内的鉴湖区域如诗如画的水环境。

鉴湖湖堤与后海海塘两塘并存的唐代鉴湖水利,使鉴湖灌区得以全面开发。山会地区进入到人——地——水平衡和林多于水、地的良好状态,人与自然关系基本达到了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境界。描写这种境界的唐代诗句可谓比比皆是,如“稽山罢雾郁嵯峨,镜水无风也自波。莫言春度芳菲尽,别有中流采芰荷”(贺知章《采莲曲》),“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李白《送友人寻越中山水》),“湖上微风小槛凉,翻翻芰荇满回塘。野船着岸入春草,水鸟带波飞夕阳”(朱庆余《南湖》)等等。而诗人孙逖的《登越州城》,更是对“天下风光数会稽”(元稹《寄乐天》)的越中山水作了全面描述:“越嶂绕层城,登临万象清。封圻沦海合,廛市碧湖明。晓日渔歌满,芳草棹唱行。山风吹美箭,田雨润香粳。代阅英灵尽,人闲吏隐并。赠言王逸少,已见曲池平。”伫立越州城头,登临远眺,山会两县,尽收眼底。南望稽山群峰环绕,宛如翠屏;北望后海紧掠平原,疆界分明;望城南之鉴湖,一碧万顷;望城北之平原,阡陌纵横;廛市、渔船、稻田、竹林,真是美不胜收。这方秀美而富有灵气的山水州养育了英才辈出,吸引了高人聚集。孙逖是潞州涉县(今河北涉县)人,唐开元二年(714)举哲人奇士科,授山阴尉。后又举贤良方正科,登文藻宏丽科,终官太子詹事。授山阴尉期间,写有不少歌咏稽山镜水的诗作,又以《登越州城》为代表作,而从“芳春棹唱”之描写看,该诗当作于开元三年(715)。诗人迷恋科举,连中三科,对赴京赶考怀有很深情结,正如他在《山阴县西楼》诗中所云,“一见湖边杨柳风,遥忆青春洛阳道”。然而,诗人虽有“遥忆青春洛阳道”之感,但真的要他离开越

州,他又无限留恋了:“越国山川看渐无,可怜愁思江南树!”19这恰恰是对“天下风光数会稽”的最好诠释。

由此可见,无论从上层建筑抑或经济基础层面,对于越地兰亭修褉和唐诗之路两次文化高潮的形成,鉴湖水利工程都作出了基础性的巨大贡献,也就是说,正是有了鉴湖水利等造就高度发达的越地文明,才支撑并托起了兰亭修褉和唐诗之路两大文化高潮的到来。这无疑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有力的历史证明。

三、几点启示

以上是从社会、自然层面对浙东唐诗之路形成原因所作的初步探讨。从中可以得出几点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繁荣的文化是由发达的经济所决定的。越州经济,自越国成为春秋霸主达到鼎盛后,经历了战国、秦、西汉的衰落时期,继而从东汉永和五年(140)兴修大型蓄水灌溉工程鉴湖(水面积相当于今30个杭州西湖)开始恢复发展,到唐代又达到了“会稽天下本无俦”的国内先进水平,从而为唐诗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会稽天下本无俦”这句名言并非是越州人士的自吹自擂,而是中唐大诗人、河南(今河南洛阳)人越州刺史元稹所说。来越州之前,元稹曾位居宰相,是一位见过国内大世面、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声望很高的行政官员,他对事物的评价显然进行过客观、理性的考量。当元稹与白居易唱和,白夸奖杭州州宅时,他就在回诗《再酬复言和夸州宅》中,20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诗云:“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断发宜刑千古越,奔涛翻动万年忧。石缘类鬼名罗刹,寺为因坟号虎丘。莫著诗章远牵引,由来北郡似南州?”“俦”,伴侣、同辈的意思。开篇“会稽天下本无俦”,是说会稽在国内还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与它相提并论的;下一句“任取苏杭作辈流”,意思是与会稽相比,苏州和杭州不过是作作配角而矣。虽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要到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中才出现,但在唐代,苏州和杭州已经是江南

出名的大州了,再与前一句联系起来,这两个州显然是作为当时国内州郡的代表来与会稽比较。接下来的三组诗句,分别从经济与基础设施、文物、文章三方面进行城市比较,类似于现代城市排名的综合数据定位。第二组诗的意思指会稽经济历越国(断发为越国习俗)、东汉、六朝的数千年发展,到唐代,最能体现经济实力的海塘工程,即山会海塘业已大规模修筑,几近封闭,而杭州海塘只有局部修筑,难以抵御钱塘江涌潮,对经济发展留下了长期忧患。第三组是说文物,杭州的“罗刹石”、苏州的“虎丘寺”,怎能与“文物最盛”的会稽相比。最后一组是说“文章”,这是元稹最为看重的部分,也是他敢下“会稽天下本无俦”结论的最重要依据之一,以会稽的人杰地灵,名士辈出,名篇汇集,自古以来,钱塘江以北乃至中原州郡,那个地方出现过如会稽那样的文化辉煌?而尽管元稹十分看重“文物”、“文章”,但他依然把“经济”放在城市排名的首位。

启示二,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是一种文化境界。自然和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是属于自然界的,存在于自然界的。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不仅要制约本身的繁殖,克服和改造不利的自然条件,同时,也应注意审慎地保护和顺应自然,更要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以谋求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并在和谐中求得共同发展。在古代,水利则是人类改造自然对自然环境影响最大的工程项目。而绍兴水利,这一演绎于我国东部沿海,历史上越国中心区域——山会萧地区,今日绍兴县、越城区、萧山区和部分上虞市境域的人类水利活动,以其悠远的发展历史,科学的规划理念,先进的设计施工,系统的运行管理,巨大而持久的功能效益,对于推动绍兴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历来的经济发达地区,改造“水浊重而洎”21的沼泽荒原成为举世闻名的“鱼米之乡”和江南水乡风光城市,产生“胆剑”精神和“鉴湖越台名士乡”22成为我国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都发挥着基础性、转折性和关键性的重大作用。绍兴水利,以深深铭刻海

洋元素的特色水利,尤其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作为人类依附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在和谐中求得共同发展的成功典范,跻身于先进水利之列,在浙江乃至中国水利发展史上都占有不可或缺的崇高地位。它本身就达到了一种很高的文化境界。

启示三,文化是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一位哲人说过的话,极为精辟。在深表敬佩和赞同之际,笔者仅以水利文化为例对这句名言进行一些解读。就绍兴而言,水利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河姆渡文化的沟恤水利和禹回归大越的疏导治水,此后的绍兴水利“缵禹之绪”,代代不息,形成了以禹疏治了溪的求实精神、句践疏凿故水道的远谋精神和马臻修筑鉴湖被杀的献身精神为代表的水利精神,建国后又演变成“尊重科学、艰苦奋斗、团结拼搏、百折不挠”的“围涂精神”,从而奠定了“绍兴精神”的基础。再以中国大运河南端的浙东运河为例,这一历数千年不衰的黄金水道积淀的运河文化至少包括:水利文化——治水的理念、业绩、技术、著作等。风情文化——沿河富有地域特色的堰,都泗堰等越中名堰;塘,列为全国文保单位的古纤道等;桥,全国、省文保单位的八字桥、太平桥等;石,越味浓郁的路、亭、碑、牌坊、雕刻等;酒,沿运河三足鼎立的柯桥、阮社、东浦黄酒基地,等等。名人文化——历代名人诗赋、典故、游踪及名胜故迹全国文保单位吕府、秋瑾、鲁迅故居等。舟、驿文化——“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越地生产、生活习俗及著名的固陵港、曹娥渡、蓬莱驿等。建国后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绍兴将传统水利建设提升到集水利、城建、生态、景观、文化、旅游于一体的新高度,在运河沿岸诞生了绍兴环城河治理工程及运河园、鹿湖园、柯水园、蠡园等一大批水利精品,其中运河园、鹿湖园均获全国园林古建金奖,从而开创了城市水利建设的新模式。这种生命之树常绿的运河文化融铸成浙东运河的不朽灵魂,也奠定了绍兴文化的基础。至于浙东唐诗之路这样的纯文化高潮如何传承创新,在古越大地上再度辉煌,则全赖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努力了。

 

注释:

1、清齐召南《水道提纲》:“曹娥江即古剡溪,源出天台及东阳,经新昌西北,为二溪。至嵊县南而西,西港来会,曰剡溪。稍东折,东北经浦口,有溪自东南来会。又北流,经清风岭、□浦、三界,至蒿坝东南,为曹娥江,又名上虞江。”文中,清风岭即清风峡,位于嵊县县城与三界之间。而唐萧颖士午夜候潮乘舟,“晓月下江濆”,从曹娥上溯曹娥江,到早上“暾日浪中出”,仍然是落潮时段,潮浪纷飞,按舟行六小时计算,已经过三界,所以唐代曹娥江的感潮河段当在清风峡以远。

2、陈桥驿《越族的发展与流散》,载《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3、邹志方《绍兴名胜诗谈》10-11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

4、根据邹志方《浙东唐诗之路》、《历代诗人咏鉴湖》、《历代诗人咏兰亭》、《历代诗人咏会稽山》、《历代诗人咏若耶溪》、《绍兴名胜诗谈》和《历代名人咏绍兴》等出版著作统计。

5、载《嘉泰会稽志》卷二O

6、载《嘉泰会稽志》卷二O

7、依次录自孙逊《和登会稽山》,李白《夏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孟郊《越中山水》、元稹《酬郑从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次用旧韵》,李白《送友人寻越中山水》、《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等诗。

8、嘉庆《山阴县志》卷七:“汉末蔡邕避难会稽,宿于柯亭。”《嘉泰会稽志》卷一四:“魏嵇康,字叔夜,其先会稽上虞人。……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今绍兴县柯桥管墅村存有管宁桥,柯岩阮社村存有籍咸桥等纪念物。

9、《晋书·王羲之传》。

10、《嘉泰会稽志》卷一。

11 洪惠良 祁万荣《绍兴农业发展史略》103~104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

12、陈桥驿主编《中国运河开发史》380页,中华书局,2008年。

13、《嘉泰会稽志》卷一七。

14、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15、《十国春秋》卷七八。

16、《水经注·渐江水》:“故王逸少云:从山阴道上,犹如镜中行也。”《嘉泰会稽志》卷一O:“王逸少有云: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清乾隆《越中杂识》录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并序》注云:“王逸少云:从山阴道上行,若在镜中游。”后二说均出自《水经注》。

17、晋王羲之《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18、《嘉泰会稽志》卷一O引《舆地志》。

19、唐孙逊《春日留别》诗。参见邹志方《浙东唐诗之路》4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

20、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一。

21、《管子·水地》第三十九。

22、毛泽东诗“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刻于今绍兴市城市广场名人碑。诗中,剑南指陆游,著《剑南诗稿》;秋风指秋瑾,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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