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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荣-浙东运河的演变、地位、价值与保护

邱志荣

(浙江省绍兴市水利局,绍兴 312000

 

【摘 要】本文在依据和通过历史文献记载、野外考察、地质勘探、现代整治保护、参考前人研究等的基础上,对浙东运河进行了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主要论述内容为:浙东运河的历史演变和地位;工程技术和特色;文化传播和影响;现代整治和保护等。

【关键词】浙东运河 演变 地位 价值 保护

 

古代浙东地区曾被北魏郦道元描述为一个“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支津交渠”[1]的地区,这种地理水环境使先秦浙东越人天然依赖于水,“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2]既然是水乡泽国,人们的生产、生活、军事等活动必须有赖于水运。考古发现距今80007000年的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已使用了完整的的独木舟,系采用整根马尾松凿挖而成,堪称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而又最长的独木舟出土文物[3]。至于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了更多的木船桨[4] [5]、独木舟遗骸[6]。还发现过一处用木桩和木板构成的河埠头遗迹,既可用作船(独木舟)埠头,也可供先民取水或洗涤之用。这些都是古越舟楫使用久远、水运素来发达的见证。

最早记载浙东运河的是东汉时期成书的《越绝书》,称“山阴故水道”,早在春秋越国便已存在,是我国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之后又称“漕渠”[7]、“运河”[8]、“官塘”[9]、“浙东运河”等[10],其各段的称谓又有“西兴运河”、“萧绍曹运河”、“虞甬运河”等。主要航线:北起钱塘江南岸,经西兴镇到萧山,东南到钱清镇,再东南过绍兴城至曹娥江,过曹娥江以东至梁湖镇、东经上虞丰惠旧县城到达通明坝而与姚江汇合,全长约250里,此段为人工运河。之后,经余姚、宁波会合奉化江后称为甬江,东流镇海以南入海,此段以天然河道为主,亦有部分人工改造工程,自西兴镇到镇海全程400余千米。

1.浙东运河的历史演变和地位

浙东运河是这一地区河流水脉的中枢和水上交通运输的干道,“灌溉运河或许是与农业同时开始的,比作为航运运河的发展要早得多”[11],运河兴建之初主要是为农业灌溉,之后沟通和扩大了内河航运,再之后又成为这一地区对外交往的水上要道,形成浙东商贸线和海上丝绸之路,运河对浙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命脉和保障作用。浙东运河通过钱塘江连接以北运河航线,是中国大运河之南起始端。

1.1 山阴故水道为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

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海侵过后的山会平原仍多为湖泊沼泽和咸潮出没之地,并且形成了山会平原一系列多为南北向的自然河流。至公元前5世纪初,越王勾践即位后,越部族的生产活动中心已从“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12]的南部山区,进入山北的一系列冲积扇地段。

此后发生了吴越战争,越为吴所败,勾践为人质入吴,三年后被释归国。公元前490年勾践在以今龙山为中心的9个孤丘,东西约5里,南北约7里的范围内,先建小城(即今绍兴城的中心),不久又在小城外建成大小城十倍的山阴大城,至此,越国有了一个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对其发展起至关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越绝书》卷八载:“山阴古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据考证[13],故水道,西起今绍兴城东郭门,东至今上虞市东关镇西的炼塘村,全长约25千米。在宁绍平原上,凡是东西向的河流都是人工的。因为在海退以后,从会稽山和四明山流出的山水,都是由南向北流贯这片沼泽平原的。这也说明这条东西向的“山阴故水道”是人工开挖的早期运河。此外“山阴故水道”以北毗邻故陆道,南则为富中大塘,其作用首先是为挡潮和为以南生产基地蓄水排涝,之后航运功能不断提升。

又据研究[14],由于故水道横亘于平原南北向的自然河流之中,其人工沟通有一个过程,其连成时间必然早于越王勾践建城时,这条河流应随着海退后越族人们在平原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形成航运要道。至勾践到平原建城时只不过将其疏挖整治,形成整体,并使其更充分发挥航运、水利等综合作用。同时由于山会平原西部的开发和连通钱塘江以及与中原各地交往的需要,在山会平原西部必然也会有一条当时东西向与故水道相连的人工运河。在越王勾践时期已形成了一条东起东小江口(后称曹娥江),过炼塘,西至绍兴城东郭门,经绍兴城沿今柯岩、湖塘一带至西小江再至固陵的古越人工水道。它贯通了山会平原东西地区,并与东、西两小江相通,连接吴国及海上航道,又与平原南北向诸河连通,可谓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图1

绍兴古代运河与城市的发展,也印证了明代学者王士性撰《广志绎》[15]中的一段话:

绍兴城市,一街则有一河,乡村一里半里亦然,水道如棋局布列,此非天造地设也?或云:“漕渠增一支河月河,动费官帑数十万,而当时疏凿之时,何以用得如许民力不竭?”余曰:“不然,此本泽国,其初只漫水,稍有涨成沙洲处则聚居之,‘故曰菰芦中人’。久之,居者或运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沟渎种艺,或浚浦港行舟往来,日久非一时,人众非一力,故河道渐成,甃砌渐起,桥梁街市渐饰,⋯⋯”

《越绝书》卷二:“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百尺渎又称百尺浦。“百尺渎在县西40里《舆地志》云‘越王起百尺楼于浦上望海,因以为名。’今废。”[16]在今海宁县南盐官镇西南四十里河庄山侧,原钱塘江北岸。[17]直到宋元之后钱塘江渐走北大门,其山已在钱塘江南岸。故百尺渎这条从吴国的苏州向南,经过吴江、平望、嘉兴、崇德,在今浙江省海宁县南盐官镇西南40里河庄山的水道是和越国相通的,水上交通便利[18]。《越绝书》卷二又记载:“吴古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此古水道应自今苏州西北行,穿过漕湖,逆太伯渎与江南运河而上,再经阳湖北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长江,以达扬州。[19]这是当时从山阴故水道到长江以北通航的情况。

越国对外文化、贸易交流是以山阴故水道存在为基础和主要航线的,之后随着浙东运河形成发展,浙东海上丝绸之路也就通过运河和宁波港口相连漂洋过海,举世闻名。

秦始皇灭六国后,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注重对这一带河渠道路的整治,在太湖西北面开凿了一条从丹徒至丹阳的河道。在太湖东南面,秦还开凿另一水道,《越绝书》卷二记载:“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以此,嘉兴到杭州的水道更得以贯通,基本奠定了由今江苏镇江,经丹阳、苏州、浙江嘉兴,直到杭州的航线,沟通和形成了长江和钱塘江的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进而使得山会地区与北方航运交通更加畅达。秦始皇巡越促进了南北航线较大规模的整治,山会航道又有了新的发展。

综上,正如姚汉源先生[20]所言: “其开凿,引江河湖泉以为源,涓滴以上皆以为用,东南多水,故其创始于江浙,司马迁谓:‘通渠三江、五湖’”。山阴故水道的基本形成至少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作用主要为三:一是沟通了纵横交错的越国水上网络;二是为越国强盛提供了基础保障;三是促进了对外通航与文化交流。

山阴故水道的经济、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当时越国的生产生活基地主要在山会地区东南部,也就是《越绝书》记载故水道所经之地。以故水道所提供防洪、排涝和航运效益的山会平原东部的富中大塘为例[21]:富中大塘的建成时间应略晚于山阴故水道,长约10千米的北堤基本与山阴故水道并行。塘内面积约为51平方千米,有近6万亩可耕农田。富中大塘建成以前,越部族的农业生产相当落后,主要农业生产在南部山丘一带。此塘兴建后,由于水利、航运条件的改善,农业生产的重心开始由山丘向平原水网地带转移。到公元前481年,约30万人口的越部族,已经储备了能够供应5万精锐部队需要的粮食,其主要粮产区便在富中大塘。此塘也为山会平原自然环境的改造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故水道之效益由此可见。

山阴故水道在我国航运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水经·济水注》引《徐州地理志》:“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沟通陈蔡之间”。关于徐偃王的历史时代最早的说是在西周穆王时,最迟的认为在春秋战国后期。陈国的国都在今河南淮阳县,蔡国的国都在河南上蔡县,这条人工运河位于沙水和汝水之间。《中国水利史稿》[22]称此运河为最早的人工运河,但这条运河究竟在什么位置,史实已不可考。有明确记载的为春秋后期鲁哀公九年(前486),吴人开的邗沟,沟通了江淮两大水系。开邗沟后4年(前482),吴人又“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南属之济”[23],沟通了泗水和济水,也就是沟通了黄淮两大水系。而山阴故水道开挖年代应该可以基本论定,所处地理位置也十分明确,不但是越国之基础命脉,而且通过钱塘江沟通吴越两地,通过沿海码头沟通海外。因此,山阴故水道可谓我国历史上兴建年代最早,并且至今依然保存较好的人工运河之一。

1.2 汉唐时期浙东运河格局基本形成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会稽郡太守马臻纳山会平原三十六源之水,兴建了鉴湖。湖的南界是稽北丘陵,北界是人工修筑的湖堤。除去湖中岛屿,面积约为172.7平方公里,正常蓄水量2.68亿立方米。鉴湖北堤是在原山阴故水道的基础上增高堤坝,新建和完善涵闸设施建设而成,西起广陵斗门,东至蒿口斗门,全长56.5千米。[24]西过西小江至钱塘江边的西兴渡口,沟通钱塘江航道。向东一条过白米堰、曹娥堰后到曹娥江东经上虞,至姚江可达明州;西北则为曹娥江通杭州湾航道。另一条至白米堰往南过蒿坝,沿曹娥江可达嵊州、天台。鉴湖是我国长江以南最古老的的大型蓄水工程,建成后,水位抬高和设施完善使航运条件更为优越。鉴湖初创至晋代,山会地区主航线即为鉴湖,至晋后至唐,西线(山阴县)的航线渐为西兴运河所取代,而东线(会稽县)鉴湖仍为主航线并延承至现代。[25](图2

“境绝利溥,莫如鉴湖”[26]。鉴湖的兴建,为山会地区提供了优越的水利条件,使会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同时也对水利、航运等基础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公元300年前后,在晋会稽内史贺循(260319)的主持下,又开凿了著名的西兴运河。“运河在府西一里,属山阴县,自会稽东流县界五十余里入萧山县,《旧经》云: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以溉田。”[27]它自郡城西郭西经柯桥、钱清、萧山直到钱塘江边,起初称漕渠。因运河从萧山向北在固陵镇与钱塘江汇合,而固陵从晋代即称西兴,故名西兴运河。(图3

开凿之初,首先是为了灌溉。这说明随着山会平原西部农业生产发展,对灌溉和用水调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运河与鉴湖堤基本平行,相距多在10里之内,鉴湖的多处闸、堰都和这条运河相通,这使得鉴湖的排灌效益大为提高,又由于沟通了山会平原西部鉴湖以北的南北向河流,对调节水量也十分有利。西兴运河东至绍兴西郭门入城,再向东,过郡城东部的都赐堰进入鉴湖,既可溯鉴湖与稽北丘陵的港埠通航,也可沿鉴湖到达曹娥江边,沟通了钱塘江和曹娥江两条河流。当然,这条运河的航运功能随之发挥并不断扩大,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航道。之后,鉴湖和运河的效益充分显现。至东晋,晋元帝面对会稽殷实繁荣的景象赞叹不已:“今之会稽,昔之关中。[28]”《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在《孔季恭传》中又称“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杜之间,不能比也。”

《读史方舆纪要》[29]称:“运河即江南河也。隋大业中将东巡会稽,乃发民开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于此,第一,说明隋炀帝开挖江南运河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东巡会稽”;第二,既然隋炀帝要到会稽,浙东运河段肯定也要进行大规模整治。隋炀帝最后虽未到过会稽,但却使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大受其惠,之后,通过大运河使沿途经济距离缩短、文化传播加快、水运效率提高。以杭州为起点,主要航线有两条:一是沿钱塘江上溯到江西,再到达广东;另一条经浙东运河经越州到明州,再由海路到福建、广东等地。也正是由于运河水运作用的发挥,促使浙东地区经济发展、农业增产、人口增多、城市日趋繁华。由于浙东运河的巨大作用,使明州有了一条稳定的直通华东、华中、华北各地的航线,形成了得天独厚的海港城市,促进明州的实质性、大规模开发发展。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从越州分析出县等四县为明州,明州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

唐代,西兴运河的航运地位更加突出。元和十年(815)观察使孟简开运道塘,这是西兴运河南岸塘路合一的河岸工程,部分主要路段应已从泥塘改建为石塘路。[30]这是西兴运河通航和管理标准提升的重要标志。又《嘉泰会稽志》卷十:“新河在府城西北二里,唐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所浚。”此“新河”应是相对老河而名,原来运河经府城河道是由西郭经光相桥、鲤鱼桥、水澄桥到小江桥河沿的,由于运河商旅增多,此河通航受到限制,孟简又开一条由城西西郭直通城北大江桥与小江桥相连的“新河”,缩短航线,避免壅塞,促进沿运商贸。唐人李吉甫说:“东南郡邑,无水不通;天下货利,舟楫居多。[31]

唐代浙东地区重视农田水利,《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会稽增修防海塘;山阴凿越王山堰,作朱储斗门,置新迳斗门;上虞置任屿湖,黎湖;明州置小江湖,开西湖,增修广德湖,筑仲夏堰等。此外,唐大和七年(833)县(今鄞县)令王元暐兴建了位于宁波西南50余里的鄞县鄞江桥西樟溪之上的它山堰工程。这些举措不但提高农田灌溉能力,还为当时明州城内运河航运提供较稳定的水源,充分显示了水利的综合效益。运河水利兴盛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唐代越州刺史元稹在长庆年代(821824)有《再酬复言和夸州宅》[32]诗中称“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

唐代尤其是晚唐是浙东海上丝绸之路较快发展的时期,由于鉴湖和西兴运河的交通便利,使甬江和钱塘江通过浙东运河的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绍兴城成为浙东航运的中心枢纽城市,不但与国内各地加强了商贸交易,又由于明州港口的发展,与日本、朝鲜及南洋等国家的商来客往更加频繁。鉴真东渡、日本遣唐使形成的中日文化交流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图4

五代时期,由于陆路及内河航运受阻,沿海航线便成为吴越国通往闽广和中原各地的主要航线,北上中原的航线不仅贡赋常由此道,使者往来及贸易通商也“常泛海以至中国”,并在“滨海诸洲皆置博易务与民贸易”。[33]当时的航道大致由钱塘江走浙东运河到明州,再北上,经山东半岛,登州、莱州,然后取道东西两京(今河南开封、洛阳) [34]。据记载,钱佐时“近海所入,岁贡百万”[35],足见其海上航运贸易之盛。此外,吴越国还依靠这条沿海航线,再越海至辽东半岛,与契丹等国建立了海上交往。《日中两千年》[36]记载了中国船从吴越出发,横越东中国海,经过肥前松浦郡值嘉岛后,到博多港靠岸的线路,以及航行基本上都是利用季风在夏季开航,一般到台风期过后的九月左右,起航返程的航海方式和期限。

关于隋唐时期浙东运河的作用,现代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在《宁波及其腹地》[37]文中也写道:

隋唐时期⋯⋯凭借经余姚、曹娥把宁波与杭州联系起来的水路及浙东运河,宁波实际上成了大运河的南端终点。而且,由于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浅滩和潮汐影响,来自中国东南的远洋大帆船被迫在宁波卸货,转驳给能通航运河和其他内陆航道的小轮船或小帆船,再由这些小船转运到杭州、长江沿岸港口以及中国北方沿海地区。

1.3 两宋时期浙东运河为国家级主航道

宋代是浙东运河的最辉煌期,其主要原因:其一,浙东地区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北宋绍兴城市彰显繁华盛况,地位非同一般,嘉祐五年至六年(10601061)越州太守刁约有《望海亭记》[38]认为:“越冠浙江东,号都督府。”其二,南宋是绍兴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绍兴已成富庶的鱼米之乡,在全国城市中有杰出地位。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赵构从杭州过浙东运河到越州驻跸州治。绍兴元年(1131),赵构驻越州,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绍兴由此得名,次年赵构回临安。其三,南宋都临安,浙东运河是其通向南、北、东三条水运干道之一,绍兴、明州、台州成了临安的主要后方,也是通向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图5

北宋中期,两浙路向朝廷所贡的粮食、布帛和赋税,由于鉴湖和西兴运河的交通便利,使甬江和钱塘江通过浙东运河的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39]其对漕运的要求也必然显著提高。北宋末叶,知明州军蔡肇曾记载了他从杭州到明州运河沿途所见是:“三江重复,百怪垂涎,七堰相望,万牛回首”[40]。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率弟子七人搭乘宋商孙忠的船只从肥前壁岛出发到明州。明州不许入港,又乘船沿海而行经越州、萧山、到杭州。在杭州获准参天台国清寺后,又乘船从杭州出发,沿浙东运河经越州、曹娥、溯曹娥江而上,到剡县,又坐轿去国庆寺。回杭州后又沿江南运河经秀洲、苏州、扬州去五台山[41]。可见从浙东运河沿大运河河道之畅达。

至南宋,鉴湖湮废[42],西兴运河及原东鉴湖为主形成的浙东运河航运地位更加突出,特别是由于宋室南渡后,“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43]南宋定都临安,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浙东运河的重要性更加显现,文献中关于此河流记载也就不断增多。顾炎武(16131682)记载:[44]

且又往时之运道,一在湖中,一在江海上。在湖中者,东自曹娥循湖塘,经城内至西兴。在江海上者,宋都钱塘时,凡闽广漕运入钱塘者,必经绍兴北海上,凡塘下泊处,辄成大市。今皆废矣。

这里的“湖中”应是鉴湖,也说明鉴湖是运河航道。绍兴二年(1132)定都临安后,这条运河成为繁华富庶的绍兴府、明州和浙东运河沿岸其他城镇的水上交通枢纽。如漕米、食盐、布匹及其余物资运输和官来商去,都在此河。如闽、广、温、台等地的漕粮钱物皆由海道至定海、明州、余姚等地换船,或直接通过杭州湾运到杭州,或由浙东运河运往杭州。运到国都杭州的漕粮,又分别储存到南宋政府在临安设置的“上界”、“中界”、“下界”三仓。又因南宋陵园设在绍兴(今绍兴富盛攒宫宋六陵),帝后梓宫迁运,非水路不办,全靠这条运河水道。同时浙东运河也成为当时临安与海外联系重要通道。正如南宋姚宽在《西溪丛语》卷上中说:

今观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北望嘉兴大山,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畏避沙,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

这说明杭州湾的航运存在着海潮和沙堆的危险,由明州至杭州商船多走浙东运河航线。

南宋状元王十朋《会稽风俗赋》[45]描述浙东运河的水运状况、途径线路、繁盛景象:“堰限江河、津通漕输。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桨风帆,千艘万舻。”根据《嘉泰会稽志》及史料记载,可将运河各段分述如下:萧山运河路:“东来自山阴县界,经县界六十二里,西入临安府钱塘县界,胜舟二百石。”山阴运河路:“东来自会稽县界,经县界五十三里一百六十步,西入萧山县界,胜舟五百石。”会稽运河路:即东鉴湖航道,水深高于西兴运河,胜舟超过五百石以上。上虞运河路:“在县南二百二十步。东来自余姚县界,经县界五十三里六十步,西入会稽县界,胜二百石舟。”余姚江路:“西来自上虞县界,经县界五十里,东入庆元府(明州)慈溪县界,胜舟五百石。”余姚城至明州西渡堰约为82里。综上西兴堰至西渡堰总长约383里。又“曹娥江路南来自上虞县界,经县界(会稽县)四十里北入海,胜五百石舟”是运河由曹娥江入海的情况。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法云寺观音殿记》[46]中描绘了地处绍兴城西法云寺边的漕运发达,其地富庶的景象:

出会稽城西门,循漕渠行八里;有佛刹曰法云禅寺。寺居钱塘、会稽之冲。凡东之士大夫仕于朝与调官者,试于礼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饯往迎来,常相属也。富商大贾,捩舵挂席,夹以大橹,明珠大贝翠羽瑟瑟之宝,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又其地在镜湖下,灌溉蓄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者,家相望也。

陆游在宋乾道五年(1169)受命通判夔州,坐船从绍兴城出发,经浙东运河经萧山、杭州,又经江南运河过秀州、苏州、真州,再逆长江去四川的水上路程,对此,他的《入蜀记》中有较详细记载。

宋代是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期,北宋时期,明州港是当时五个对外贸易港(前期为广州、杭州、明州三港,后期增加了泉州、密州板桥镇二港)之一,是北宋同日本、高丽往来的主要口岸。在南宋时期,明州港是当时全国的四大港口(广州、泉州、明州、杭州)之一。南宋初年,明州遭受金兀术兵火洗劫。城市遭受严重破坏,海外贸易也受到了损害。[47]但不久得到恢复,绍兴七年(1137),明州已是“风海舶,夷商越贾,利厚懋化,纷至沓来”。[48]大量出现的对外贸易、贡使来朝等,越来越多地依赖宁波港作为国家级的海陆交通和贸易枢纽。瓷器、茶、丝织品、书籍、文具、铜钱等,成为宁波港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同时,从南岭、福建等地以及日本来的海船,在明州驻泊后,改乘内河船,经浙东运河至杭州,与大运河对接,直达扬州等商业城市。

当北方海陆通道因战争阻隔时,宁波港曾经一度成为宋朝与日本、高丽交往和贸易的唯一口岸。(图6

运河航运繁盛,也对管理和整治提出更高要求,据《宋史》卷九十七《河渠七·东南诸水下》记载了绍兴年间,浚治上虞县梁湖堰东运河、余姚县境内运河、萧山县西兴镇通江闸堰等的状况,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对运河的整治和管理,整治里程之长,投入之多,管理人员要求之高都是少有的。

针对南宋嘉定年间,浙东运河“自西兴至钱清一带为潮泥淤塞,深仅二三尺,舟楫往来,不胜牵挽盘剥之劳”[49]的状况,知府汪纲于嘉定十四年(1221)上奏朝廷,请求开浚,资金由地方政府自筹和朝廷添助相结合。治理后,河道通畅,行舟便利,民众称好。是年,汪纲又组织对西兴至绍兴府城的运河新堤整治,使堤岸“徒行无褰裳之苦,舟行有挽纤之便,田有畔岸,水有储积”。还建施水坊于田野郊远之地,以供路人暂息。此举对运河的整治和管理都起到重要完善作用。

元代,浙东运河地位不及南宋,但仍是庆元港(明州改庆元)联系腹地的主要航线,庆元港是当时三大主要贸易港(广州、泉州、庆元)之一,是对日本、朝鲜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正如张翥诗中所描写的:“是帮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50]此外,还有东南亚、西亚、甚至地中海、非洲许多国家、地区与庆元港有贸易关系。期间政府多有建设、疏浚之举。

1.4 明清时期为中国大运河的南端

明代初年钱清江的航运状况堪忧[51]

钱清故运河,江水挟海潮横厉其中,不得不设埧,每淫雨积日,山洪骤涨,大为内地患。今越人但知钱清不治田禾,在山、会、萧三县皆受其殃,而不知舟楫之厄于洪涛,行旅俱不敢出其间,周益公《思陵录》可考也。(图7)

明代成化九年(1473)戴琥任绍兴知府,对绍兴平原河网及运河集中进行了整治。明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兴建了著名的滨海三江[52]大闸,正常泄流量可达280立方米每秒。三江闸建成,山会海塘连成一线,始与后海隔绝,至此,山会平原形成了以三江闸为排蓄总枢纽的绍兴平原内河水系河网,完成了从鉴湖水系向新鉴湖水系(又称运河水系)的演变,绍兴平原河网格局基本形成,也开创了绍兴水利史上通过沿海大闸全控水利形势的新格局。三江闸建成不但使这一地区水旱灾害锐减,还为航运、水产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外,明代中叶以来浦阳江进行了人工改道经临浦,过碛堰山北流至渔浦到钱塘江,西小江再不受浦阳江干扰。于是浙东运河的主要段落,即由钱塘江南岸经过绍兴到曹娥的200里航道,可以一直通航,不再有牵挽盘驳之劳。(图8

明代政府对运河的整治也十分重视,明嘉靖四年(1525)绍兴知府南大吉主持大规模修整府城内外运河,修砌塘身。明弘治中(14881505),山阴知县李良重修,甃以石。明季湛然僧再修之,石塘宽不逾丈。至此,200里运河堤岸多成石塘。

从浙东运河全线而言,运河沟通曹娥江与姚江段的自然地理环境最差,王稚登《客越志》[53]有“夜过中坝,水高一丈,雨晴微月,碛声怒激,若千雷殷作”。又余姚下坝:“滩声下碛,怒如惊涛。船从枯堤而下,木皮如削,为之毛发森耸”。“明洪武初,鄞人郏度建言[54]”将通明北堰移建至郑监山下,名郑监山堰,又名新通明坝或中坝。明代永乐九年(1411)由于通明江上游七里滩处沙涨淤积,河浅碍船行,开浚县北(时冶丰惠镇)新河,从县西黄埔桥直抵郑监山至新通明坝。又修通明坝,开凿了十八里河直抵江口坝。“官民船皆由之”[55],此水路虽不甚便,然可避免候潮过坝之难。嘉靖年间(15221566)上虞县令郑芸于梁湖坝一带浚挖河流,又将梁湖坝向西移到曹娥江江边,以利通行舟楫。

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七载:“运河自西兴抵曹娥横亘二百余里,历三县,萧山河至钱清长五十里,东入山阴经府城至小江桥长五十五里,又东入会稽长一百里。”“有风则帆,无风则牵,或击或刺,不舍昼夜。”[56]其繁盛可见一斑。

明代弘治年间是中国大运河史上运河河道比较畅通的时期。弘治元年(1488),朝鲜官员崔溥在海上遇险后漂流至浙东台州沿海,上岸后由官府接待,沿运河北上抵达北京,北返归国。他在后来写的《漂海录》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一路的见闻,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运河的实际情况,也是浙东运河沿途经济、社会、文化兴盛的重要史证。如其中言宁波城:“凡城中所过大桥亦不止十余处,高官巨室,夹岸联络,紫石为柱者,殆居其半,奇观胜景不可殚录”;言绍兴城:“阛阓之繁,人物之盛,三倍于宁波府矣。”[57]

根据明朝徽商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和清朝憺漪子编纂的《天下路程图引》记载,经整理,明清杭州至宁波的水路如下[58]

自杭州武林出发,往南25里至浙江水驿,渡浙江18里至西兴驿,经50里,至钱清驿,再50里到绍兴府蓬莱驿,又80里达东关驿,渡曹娥江10里,至曹娥驿,经90里到姚江驿,再60里至东厩驿,又60里达宁波府四明驿。

以上总443里。

浙东运河过曹娥江后,在上虞和余姚的交界处,分两支进入余姚段。一支从上虞的四十里河经通明坝(始建于宋嘉泰元年(1201)),汇入姚江上游的干流“四明江”,在安家渡北侧余姚云楼乡上陈村东侧进入。在此西侧约1千米处,是与之平行的十八里河(开掘于明永乐九年(1411)),在云楼乡窑头东侧进入余姚段,下行1千米后从云楼的下坝汇入姚江七湾处。下坝即大江口坝、亦名下新坝。这段塘河(十八里河)与四明江并行的航道,原是浙东运河进入余姚段的主线。另一支称新河,从上虞百官的上堰头(现改道为赵家坝)起,经驿亭到五夫的长坝,接余姚的马渚横河,过斗门曹墅桥后汇入姚江干流。其中长坝以东余姚河段长12千米,是利用当地的湖泊沼泽,经人工整理后形成的运河。

姚江流经余姚县城,主航道穿城而过,在郁家湾与旧慈溪县交界,流经丈亭古镇,与慈江交汇形成丈亭三江口,古时这段姚江又称为“丈亭江”,设丈亭渡和南渡以通往来。之后分为两支:东南干流为航运主道,至明州城东汇入甬江入海。另一支向东经慈江至夹田桥分两处,一处继续东流至镇海;另一处从慈溪刹子港南端小西坝摆渡过姚江,通过南岸的大西坝,过高桥镇后进入西塘河,经11.5千米水路直达宁波城西望京门,与宁波城内水系和鄞西平原的南塘河、中塘河等运河水系沟通。西塘河完成了浙东运河从西往东到达明州府城的最后一段运河航程,因此也称为古浙东运河的末段。

上述余姚段、慈溪镇海段、鄞县西塘河段自然与人工相间共同组成的浙东运河段,其中基本由人工开掘利用的达70多千米。以姚江、甬江自然河道为主的航道沿线,历史上大多沿岸修筑土渣、石塘和各种内河及外江航运码头,并利用两岸支流开浦建闸、作堰起坝,使自然江河逐步成为防洪(潮)灌溉与航运两利的航道系统。

清代,浙东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镇繁华,运河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十分突出,运河塘路的建设标准也就更高,古纤道“白玉长堤”因此时得名。康乾盛世中,两位帝王尤重拜祭大禹,因此在乘龙舟途经浙东运河时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为清代大运河图增添异彩。《南巡盛典》[59]也记载了当时为迎接乾隆帝祭禹整治浙江海塘、浙东运河的情况,以及乾隆在运河的途径和所写的诗文。

明清时期虽然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但政府与海外诸国的官方贸易,仍以“勘合贸易”“进贡”为名存在。日本的“勘合贸易”进入宁波洋面后,从普陀山、莲花洋、沈家门在政府官员的导引下,经定海入宁波港,然后经签证允许,换船从宁波出发,循浙东运河,经余姚、绍兴、萧山,越过钱塘江到杭州,再循江南运河,经嘉兴、苏州、常州等地,横渡长江,由大运河到北京,回程再由大运河到宁波起航渡海归去。[60]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后朝廷制作了大运河全图[61],第二部分绘制的是从绍兴府经杭州直至京城的大运河,详细反映了运河沿途各府县周边水道、湖泊、山川、河流间沟通关联济运情形,足证浙东运河为中国大运河南起始端。(图9

晚清时期,江南地区兵事颇盛,战火纷飞,浙东运河也呈现了战时特点,时任宁绍台道的段光清(17981878)在其《镜湖自撰年谱》中,从一个侧面记载了当时运河沿岸的社会经济和战乱,其中也记述了他因战乱从绍兴城乘舟沿浙东运河逃宁波的过程[62]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屈从于英国入侵,《南京条约》后次年又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自此,宁波港作为向西方开放的口岸,浙东海上丝绸之路被纳入新的经济贸易圈中,并受到西方文明较大的影响。1904年至1905年浙江人民取得了抵制和反对法国强索绍兴内河权斗争的胜利。19087月宁波人虞和德邀集同乡,并联合绍兴巨商集股创办了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不但打破了外国航运势力和封建势力对甬沪线的垄断局面,并且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和外国航运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并最后取得重大胜利。1911年绍兴绅商创办了萧绍地区最早的内河小轮企业——越安轮船合资有限公司,一时成为独家经营浙东运河的小轮公司[63]

民国时期江浙经济发展较快,浙东运河之水运地位尤为重要。浙东地区在外海轮船航运、内河轮船航运、港口、船舶修造等方面均有较快发展。由于浙东运河地位显得日趋重要,全线整治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据杨健《浙东运河之重要性与整理意见》[64]载:

浙东运河,起自钱江南岸之西兴镇,止于鄞县之新江桥,计长一百七十余千米,横贯钱塘江、曹娥江,并顺姚江达甬江而通于海,就天然阶段,可将全线划分为钱塘曹娥段、曹娥姚江段及姚江本身等三大段。

又言:

吾国主要江河,流向均由西而东,惟运河则由北而南,起自北平,南迄宁波,长达二千余千米,贯通后可使黄河、扬子、钱塘、曹娥各流域之航运,得以联络一气,产物得以相互接济,关系全国交通、经济、国防者甚大。故整理运河,为整个国家之建设大计;而宁绍杭为沿运生产最富之区,整理浙东运河,实为贯通全运之口蒿矢。此关于联络全国航运,浙东运河之应行整理者。

此为杨健时受浙江省建设厅委派,计划进行对浙东运河整治所提的意见方案,此成果系统深入周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和民生,且已列入国家计划,上报中央政府的大运河整治工程方案,惜因日本次年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全面侵华战争而未能实施。

抗战时期浙东运河航运呈现战时由军公运输繁重到基本瘫痪的状况。甬江口封港也使宁波港出现了短期繁荣的畸形现象。

抗战胜利后实行了对敌伪船泊和码头设施的接收、航道疏浚清理、抢修水利工程、整顿钱江渡口等措施,浙东运河航运尤其是民族轮船航运业得到了短暂的恢复发展。

2.浙东运河的工程技术和特色

浙东运河独特的工程技术产生由来已久,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由浙东地区自身的地理环境和人们的生活习俗所决定的,这是古代浙东人民在水利、水运上的杰出创造。其中既有功能上的需要,也包含了审美和艺术的因素。

2.1 系统的航道水位控制工程

早期的港口码头。浙东运河的最西端便是钱塘江,钱塘江是著名的潮汐河流,而运河是内河,不能直接与之相通,因之必须设置港口码头和埭以供船只停泊、阻水和交通盘驳。《越绝书》卷八记载:“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军也,去县四十里。”“杭坞者,勾践杭也。二百石长,买卒七士人,度之会夷。去县四十里。” 这里的“石塘”应是越国防御吴国海上侵犯的水军基地和航船码头,从越国当时的石砌技术看,此石塘应是抛石为主砌石为辅;防坞亦是同类性质的码头,位置应在“石塘”近处;至于“杭坞”则位置可考,在今萧山境内坎山镇、衙前镇和瓜沥镇境域的杭坞山山麓。杭坞既是越国的造船场所,又是通航渡口和水上战略要地。

《越绝书》卷八记:“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屯兵城也,其陵因可守,故谓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军所置也。”《水经注·渐江水注》:“浙江又经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一般认为固陵即萧山之越王城山,位于萧山城西偏南约1500米处。越王城山以钱塘江为天堑连山相接,易守难攻,越国以此为水军基地和北通钱塘江至北岸的码头,固陵是越国第一大沿海港口,在越国钱塘江航运及对外军事、经济、文化等活动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钱塘江畔还有柳浦、浦阳南津、浦阳北津等埭。柳浦埭在今杭州市江干区南星桥,沟通钱塘江与江南运河的航运;浦阳南埭位于浦阳江口的渔浦,沟通浦阳江与钱塘江的航运;浦阳北埭地处今杭州市周浦山,与渔浦隔江相对,是钱塘江北岸的一个重要渡口。

闸堰。浙东运河是诸多的河流和湖泊连接而成的,其所穿越的钱塘江、钱清江、曹娥江、余姚江落差较大,又受潮汐影响,因之,运河通航水位必须依赖闸、堰调节。在鉴湖时期,鉴湖航运必须使湖与外江及以北平原航线沟通,由于鉴湖上的闸多在湖与平原河网的连接处,在水位上下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可以开闸通航。鉴湖与外江通航主要依靠堰坝,堰一般是用泥或石建砌而成,表面光滑,高程在鉴湖常水位之间。

西兴运河开凿之初必须解决钱塘江与运河的堰坝之隔,因之可以肯定运河形成之始堰坝体系已经存在,有的会更早。《读史方舆纪要》[65]记载:

六朝时谓之西陵牛埭,以舟过堰用牛挽之也。⋯⋯齐永明六年(488),西陵(即西兴)戍主杜元懿言: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并浦阳、南北津、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可长四百余万。会稽太守顾宪之极言其不可,乃止。

可见当时钱塘江南岸其堰埭之多和水运之繁盛。

还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水利工程,全国文保单位,历时千余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它山堰工程。它山堰位于宁波西南50余里的鄞县鄞江桥西的樟溪之上,汇四明山区的大皎溪、小皎溪、樟溪、桓溪、中溪、龙王溪等溪来水,集水面积351平方千米。它山堰未建之前,潮水可上溯到平水潭(鄞江镇上游约3千米),致使清流尽泄,咸潮倒灌,造成这里淡水资源不足。唐大和七年(833)鄮县(今鄞县)令王元暐,在鄞江镇它山附近选址筑堰,名它山堰。它山堰建时规划周密。据宋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称时筑堰:“规其高下之宜,涝则七分水入江,三分水入溪,以泄暴流;旱则七分入溪,三分入江,以供灌溉。”入溪之水,分由南塘河,小溪港引水灌溉鄞西平原24万亩农田。南塘河又引水入宁波城南门,蓄潴日、月两湖,再经支渠脉络,进入城内,供生活、航运用水。又在南塘河上兴建乌金、积渎、行春3座泄洪闸,涝排旱蓄。之后,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它山堰选址科学,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其坝体结构,“是我国建坝史上首次出现的以大块石叠砌而成的拦河滚水坝”。[66]

北宋浙东运河所谓的“三江重复,百怪垂涎,七堰相望,万牛回首。”[67]“三江重复”,是指把运河分隔成多段落的钱塘江、钱清江、曹娥江三条潮汐河流,一条接一条横截于运河上,最后总归杭州湾;“百怪垂涎”,是指运河沿途上游山丘河流众多、蜿蜒而下、变化多端;“七堰相望”则指西兴堰、钱清北堰、钱清南堰、都泗堰、曹娥堰、梁湖堰及通明堰;“万牛回首”,指小者挽牵、大者盘驳,主要依靠牛力,老牛负重,盘旋回首,步履艰难,形成一条运河风景线。通明堰是浙东运河东部人工运河和自然河流的标志性分界点。“通明北堰在县东一十里”[68]。通明堰所处地势险要,运河与余姚江水位高差较大,船运很不便利。又有通明南堰[69]

嘉泰元年始置,海潮自定海历庆元府城,南抵慈溪,西越余姚,至北堰,几四百里。地势高仰,潮至辄回,如倾注。盐运经由需大汛,若重载当,则百舟坐困,旬日不得前。于是增此堰分导壅遏,通官民之舟,而北堰专通盐运。

关于以牛牵轮拖船过堰的情况在日本人成寻(10111081)《参天台五台山记》[70]也有记载:

自五云门(萧山)过五十里,未时至钱清堰,以牛轮绳越船,最希有也。左右各以牛二头卷上船陆地,船人多从浮桥渡——以小船十船造浮船,大河一町许⋯⋯又以水牛八头付辘轳绳,大船越堰,船长十丈,屋形高八尺、广一丈二尺。

所记的牛是水牛,因水牛善于负重并耐劳。具体方法是以牛牵转盘将船牵到陆地上,接着引船入河而至江口,又从江面越堰入河。船只大小不一样,所用牛的数量也不同。如书中记都泗门堰,“过五里,有都泗门,以牛二头令牵过船”。

水则。浙东运河在绍兴平原段河湖密布,东西又存在水位差,由于各地和不同季节对河湖的防洪、排涝、灌溉、航运有着不同的要求,因之对水位必须统一调度。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称:“筑塘蓄水,水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这个控制鉴湖河网水位入海的枢纽工程便是位于绍兴城正北25里的玉山斗门。由此入海的主要河流即是直落江,亦是稽北丘陵干流若耶溪的下流,玉山斗门的主要作用为挡潮和控制北部平原河网水位。宋曾巩在《鉴湖图序》[71]中说得更清楚:

其北曰朱储斗门(即玉山斗门),去湖最远。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二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

这便是鉴湖早期的水位调控。

到北宋庆历中任两浙转运使兵部员外郎的杜杞,又根据当时水位实际,立水则于鉴湖,《鉴湖图序》又云:

杜杞则谓鉴湖为田者利在纵湖水,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而斗门辄发,故为之立石则水,一在五云桥,水深八尺有五寸,会稽主之;一在跨湖桥,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阴主之。而斗门之钥使皆纳于州,水溢则遣官视则而谨其闭纵。

在管理调控水位上有明确有效的操作规范和制度。

杜杞(10051050),字伟长,宋无锡人,曾任两浙转运使,是主管两浙水陆运输等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他所处北宋时代,古鉴湖被侵占情况日益严重,鉴湖被占及水位降低既造成蓄水减少、水患增多、农业减产,同时水位降低也影响浙东运河主航道鉴湖之航运,作为两浙转运使的杜杞对此事高度重视,因之杜杞又刻石宛委山“同定水则于稽山之下,永为民利”。[72]

鉴湖堙废后,水体北移,而平原各地出现了河湖水位的深浅及耕地、微地貌各不相同的情况。农田灌溉、水产养殖、航运对河湖水位也有不同的要求。由于不能统一管理,乡村便按各自所需控制所属的涵闸,保自身利益,结果出现了诸多的矛盾和纠纷,因此加重了山会平原的水旱灾害,也有碍航运水位。对此,戴琥于成化十二年(1476),在深入实地调查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了一座山会水则(水位尺),置于河道贯通于山会平原诸河湖的绍兴府城内佑圣观前河中,并在观内立有一块可供观测使用的《山会水则碑》,按《水则碑》观测“水则”,管理十多千米以外的玉山斗门的启闭,可以调节整个山会平原河网高、中、低田的灌溉和航远,这是山会平原河湖网系统整治和有效管理的标志,也是绍兴水利、航运史上的一个杰出创造。这座水则一直使用了60年,直到汤绍恩主持建成三江闸。(图10

三江闸建成,在闸上游三江城外和绍兴府城内各立一石制水则,自上而下刻有“金、木、水、火、土”五字以作启闭准则。按水则启闭,外御潮汐,内则涝排旱蓄,控制水位,确保航运。万历十二年郡守萧良幹修闸,之后实行更科学有效的用水管理[73]

立则水牌于闸内平澜处,取金、木、水、火、土为则。如水至金字脚,各洞尽开;至木字脚,开十六洞;至水字脚,开八洞。夏至火字头筑,秋至土字头筑,闸夫照则启闭,不许稽迟时刻。仍建则水牌于府治东祐圣观前,上下相同,观此知彼,以防欺蔽。

2.2 早期先进的木桩基础处理、木制设施应用技术

山阴故水道在越王勾践时已得到了全面整治,使其东西向贯通山会平原,连通钱塘江与曹娥江。在建设故水道时,越国尽可能以开挖的土方综合利用建成以南的富中大塘,并且为阻挡北部平原潮水侵入,控制上游洪水及排涝和富中大塘灌溉之需,沿河岸必定会有诸多的闸、堰、涵洞一类设施,这类设施中的闸应以木结构为主,因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较高制作水平的木构件和木桩打入地基加固技术。此外,2011年发掘考察的越城区若耶溪下游东侧的香山越国大墓,[74]发现了全木制作的坚实牢固的基础处理,具有先进合理的排水系统,以及较高水平的防腐技术。(图11

以香山越国大墓为代表的基础处理、排水技术、防腐处置,必然会在当时被广泛应用到水工技术中,诸多的水工基础及闸和排水关键结构部位,会以上述工艺技术施工处理而充分发挥效益。

至于后来鉴湖能建各类型制的斗门、闸、堰等水门69所,当与此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关联密切。水闸使用木制技术在鉴湖早期的斗门、闸制作中也可得到印证。玉山斗门为鉴湖初创三大斗门之一,三江闸建成以前玉山斗门为山会平原灌溉的枢纽工程,发挥效益达800多年。唐贞元二年(786),浙东观察使皇甫政改建二孔玉山斗门为八孔闸门。宋嘉祐四年(1059),沈绅《山阴县朱储石斗门记》[75]中称:“嘉祐三年五月,赞善大夫李侯茂先既至山阴,尽得湖之所宜。与其尉试校书郎翁君仲通,始以石治朱储斗门八间,覆以行阁,中为之亭,以节二县塘北之水。”至此已将原木结构改为石制替代。此较大规模的玉山斗门闸在宋前采用的是木制结构,也可见越地使用木制水闸技术之高超和使用之广泛。

据考证[76]1987年在绍兴县湖塘乡西跨湖桥桥北的堰下江上开挖所见的松树桩基,确定距今年代为1670±189年,基本可以认为是筑鉴湖时打入的桩基,并推断湖村桥应为古时鉴湖的“童家堰”所在地。此外,沿古鉴湖堤一线的乡村,在近几十年来的挖河和建桥中,都发现塘基有木桩和泥煤,这表明在鉴湖堤上的排灌设施及一些重要地段,兴筑时都采用了以木桩先入地基处理的办法。又从开掘时所见到松桩上横摊着的那些已呈泥煤状的竹、树枝等斑迹来看,为泥土和柴竹的沉排筑法。

此外,在今绍兴越城区东浦镇西鲁墟村与清水闸村交界河道处,2001年实地考证发现了古鉴湖西墟斗门遗柱及部分基础,[77]在对闸柱的开挖中,发现基础处理坚实,底部有较多松桩打入加固,确定地质年代为1670±70年,也表明了鉴湖木桩沉排技术的广泛应用。

2.3 举世闻名的石堤、石桥营建工艺

浙东运河沿线除钱塘江、西小江、曹娥江、余姚江水位变化高差较大,而内河航运水位年际变化并不大,一般在1米上下,河势相对稳定。运河为人工开挖,必须筑堤岸护河。自山阴故水道建设以来,堤岸除涵闸设施采用部分砌石及木制外,基本为土堤。至唐代观察使孟简在山阴县西兴运河南岸建运道塘,此为岸路合一的工程,部分路段已从泥塘改为石塘,之后运河堤岸建设标准渐趋向石塘路发展。

浙东运河航船之动力在古代或靠摇橹,或靠风帆,或依靠堤岸纤夫背纤。由于摇橹费力而速度慢,又浙东地区一般风力平常,背纤便是行船的主要方式之一。运河形成和保护要堤岸,背纤要有纤道路,便形成了浙东运河闻名于世的古纤道。绍兴古纤道是浙东运河上古代人们行舟背纤和躲避风浪的通道,也是我国航运技术史上的杰出创造。古纤道西起钱清,东至曹娥,长近150里,其主要地段位于柯桥至钱清一带的运河上,纤道路可分为单面临水和双面临水两大类,根据地形和实际需要建造。

一面临水、一面依岸的纤道路,一般在河面不甚宽阔之处,路基的砌筑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条石错缝横平砌丁石,层层上叠;另一种则采取“一顺一丁”之法垒叠。其路面高出水位约1米,一般以石板横铺而成,每块石板的宽度在0.70.96米;长度(即纤道的宽度)则基本相近,为1.501.60米。由于铺路石板的背面较粗糙,有时难以使路面保持平衡,石匠便在在石板与路间垫入若干大小不一的石片进行校正。

两面临水的古纤道,多在水深河宽之处,砌筑难度相对较大,是纤道中的精华所在。它可分为实体纤道路和石墩纤道两种。实体纤道路的路基及路面砌叠方式与一面临水、一面靠岸的纤道相一致。最长的一段要数柯桥镇东首至谢桥塘湾溇,全长约3里,平面略呈“S”形弯曲,这种形状,既具有砌筑技术上的稳定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抗击抵消了波浪对塘路的冲击,同时也使塘路呈现了曲折多变和形象的动感之美。古代河墈砌筑不可能如同现代采用围堰技术,须技艺高超的石工,在水下直接用石砌工艺技术操作,主要采用定位、放样、搭排架、平整基础、打桩、放盘石、砌筑基面等的方法。

石墩纤道桥,一名“铁锁桥”,在阮社太平桥至湖塘板桥一带的运河上,有两段。据现存于纤道桥上的清光绪九年(1883)八月乡绅章文镇、章彩彰以及匠人毛文珍、周大宝凿刻的《重修纤道桥碑记》云:“自太平桥起至板桥止,所有塘路以及宝、玉带桥,共计281洞。”今其中的一段全长有502米,149桥孔;另一段全长有377.4米,112桥孔。这种纤道桥每隔2.362.75米设一桥墩,采用“一顺一丁”之法干砌,墩与墩之间用三块长3.373.51米,宽0.490.52米的大石梁并列搁成,通宽在1.5米左右。有的还间以系石,以来增加桥面的稳固。此外,一般采用桥梁微微拱起,两边夹紧顶实,增加牢固度,以免断裂,同时也使纤道本身既有整体形成的壮观美,又平添了个体的弧线美。

由于实体纤道路上船只无法横穿,石墩纤道桥亦多贴近水面,只起到贯通水体作用,倘若船只需进出,或遇到较大的风雨时,便必须通过与纤道平行的凸起拱桥和梁桥由外官塘主航道进入里官塘躲风避雨,以防翻船之险。里官塘河宽一般20余米,长短及配套随主河道及地理位置确定。

至于运河南北行人的往返,便必须有赖于横跨运河其中有一端衔接纤道的大中型石桥。据统计,浙东运河上多横架之桥,仅绍兴古纤道上就有这类石桥40余座,[78]它们形式多样,多姿多彩,是纤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荫毓桥、融光桥、太平桥、迎恩桥、会龙桥和泾口大桥,在我国水利桥梁建筑史上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地位。至于余姚的“通济桥”,是浙东地区最大跨度的圆拱大石桥,故称为“浙东第一桥”。据《建桥碑记》所说:“海舶过而风帆不解。”

运河及沿岸石制桥梁众多,茅以升先生在《绍兴石桥·序言》[79]中称:“我国古代传统的石桥,千姿百态,几尽见于此乡”。唐寰澄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所选录的桥梁中,位于全国前三位的是绍兴、苏州和温州。其形制主要有石柱式梁桥;石墩式梁桥;石伸臂梁桥;并列砌筑拱桥;并列榫卯砌筑拱桥;横放并列砌筑拱桥;纵联砌筑拱桥;分节并列砌筑拱桥;纵联分节并列砌筑拱桥;镶面纵联砌筑拱桥,框式纵联砌筑拱桥;乱石砌筑拱桥;镶面乱石砌筑拱桥;拱梁组合桥等。[80]浙东运河石桥营造技术高超,其选址桥形设计由实地放样、打桩砌桥基础、砌桥墩安置拱架、砌拱压顶装饰保养落成。部分石桥(如八字桥、广宁桥等)的营造技术艺为国内罕见,桥梁形式多样,形成了极为系统的技术框架,不但数量形式多,营建技术科学,选料讲究,布局、选址合理,而且古桥使用寿命能达千年以上。在各不同历史时期都处全国领先水平。

2.4 卓越的航船制作能力

《国语》言及越国的四至:“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句无、御儿、鄞和姑蔑分别位于诸暨、嘉兴、鄞县和衢县。可见越国的疆域主要分布于钱塘江和杭州湾两岸,为濒海临江、河湖纵横之地。《越绝书》卷八对越王勾践尚在今平水镇的平阳建都时的越族交通作了形象的描述:“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国迁都今绍兴城后,因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军事的需要,加快了造船业的发展。根据文献记载,越国有专门的造船工场。《越绝书》卷八载:“舟室者,勾践船宫也。去县五十里”。这个距离国都50里、坐落在钱塘江南岸的“舟室”,即“船宫”,就是越国的造船工场。越国还有专事管理造船的船官司,《越绝书》卷三:“方舟航买仪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治须虑者”,即越国管理造船的船官司。越国还有众多的造船工,被称为“木客”、“作士”、“楼船卒”,都是专职木工,主要是建造船只。勾践一次“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81];又一次因“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82],造船工人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越国各类船只的主要形制有:楼船、戈船、翼船、扁舟、方舟、舲、乘舟等。造船的数量也不少。例如,公元前482年,勾践乘夫差率领精兵北上黄池之际,“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83]一支2000人的水军,需要翼船已不在少数。勾践灭吴以后迁都琅琊,“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84]建立起了一支水军舰队。如果当时没有为数众多的船只作基础,是难以建立的。直到公元前312年,越王还派遣使者公孙隅向魏襄王“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85]”。“始罔”大约为“乘舟”之名。可见,在战国后期,越国的造船业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数量上,依然保持着领先水平。

以上,充分说明了越国造船业的发达,其使用功能大多用于军事,也有商业和生活之用。

由于古代浙东运河水运发达,舟楫之行也就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和习俗。宋代孙因有《越问·舟楫》[86]予以歌颂,文中,越人不但善于操舟,并且舟船和越国历史上著名事件,众多名人联系在一起。船之大,数量之多,场面之大,十分壮观。又有竞渡之俗,使观者动心骇目。非水乡泽国绍兴何以有此舟楫盛事。

隋代江浙一带造船业的发达,已经引起朝廷的防范和警惕。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下诏:“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至有侵害。其江南竹州,人间有船三丈以上,悉括入官。”[87]

唐代为适应经济繁荣和外交贸易的需要,造船基地和船的数量增加很快。造船技术也明显进步,杭州、越州都是造船发达之地,尤以造大船、海船闻名著称。

对五代时期吴越的造船业,日本学者中村新泰郎说[88]:“仅从日本史书中所见,前后算来,商船往来就有十四次,而实际上恐怕还要更多。这些往来的船只,全是中国船,日本船一只也没有。而中国船中,几乎又都是吴越的船只。”

宋元时期浙江杭州和明州等地都设有造船场,宋时设在明州的船坊指挥,杭州的船务指挥等厢兵,其主要职责就是打造船只。[89]明州造船厂主要设在今姚江南岸的将心寺到江东庙一带,后来称之为战船街。1979年的“东门口遗址”发掘中,曾发现宋元时代修船厂遗址。北宋真宗天禧(10171021)末年下达全国各地打造漕船额定数量为2915艘,其中明州177艘,婺州105艘,温州125艘,台州126艘,总计533艘,占1/5强。[90]南宋时,漕船数量下降,但相对来说,更集中在浙江打造。南宋初年,“两浙东西路各造船两百只,专充运粮”。[91]

宋代出使国外的海船许多在浙江打造,如宋神宗派使者出使高丽,命明州“造万斛船二只”,分别为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和灵飞顺济神舟。[92]当年徐兢描写宋徽宗遣使至高丽两条明州打造的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服蛟螭,所以晖赫皇华震慑夷狄。”[93]

宋代造船技术的高超堪称全国之最。乐史《太平寰宇记》,即称“船泊著录于明州土产栏目之下”[94]。在施工管理上,宋代造船工匠已能按图纸施工;在船型上已能打造江海两用船。根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客舟》载,以及对1979年宁波市区“东门口遗址”中出土的宋代海船研究,可以肯定当时的船型、结构、装饰工艺等先进的工艺,在同时的日本船和波斯船中都还未采用[95]

宋元时期,浙江民间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主要营造商船、客船、游船及其他民用船只,所造船只为民间船主所有。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宋高宗被金兵追赶到明州,明州提领张公裕筹集“千舟”[96],作为宋高宗由海路逃往台州、温州的准备。开庆《四明续志》卷六记载庆元府可征用的民船有7916艘,可见数量之巨。

宋元绍兴水上之舟,已有较高标准,较常见有画船。如柳永《夜半乐》词中“泛画鹢,翩翩过南浦”,此中所指“画鹢”是雕在船身上的图案。画船一类游船在时已普遍使用。

明清时期,绍兴航运和用于生产、生活的舟船不断增多,质量提高,形制也日趋完备。主要航埠船有以下几种。

航船。也称夜航船,多于傍晚开船,次晨到达目的地,航程较远。航船船身较大,上盖竹篷,船舱下层装货。因夜航,沿途停靠点较少。明张岱[97]称:“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其中也可见夜航船人流之多之广,因坐船上时间之长,谈天说地便成寻常之事,天南海北,无奇不有。既是水上趣事,亦属民俗文化。

埠船。为水乡主要商旅交通工具。以城区和农村集镇为中心,往返行驶,沿途停靠主要村庄。有一天来回者,亦有一天两次来回者,俗称“四埭头”。

乌篷船。用于载客和水乡游览。乌篷船,也称乌篷划船,船篷油漆成黑色。船长一般1丈五尺左右,分为5舱,客人席地而坐,中舱4人,前舱2人,后舱坐船老大。“伸足推之,进行甚速。绍兴人精此技,皆男子也。谓之划船,常往来于江、浙。”[98]

楼船。既可观戏,又可人居其上,颇有气势。明张岱有《楼船》。[99]

20世纪20年代前宁波仍是浙江最大的帆船集中地,进出港的数量很大,每年约70008500艘次,35万—40余万吨载重总量。

民国年间浙江的手工造船仍有较高水平,所造海船以宁波船型为主;内江的木船则以江山船和绍兴船为主。绍兴船型船身较长,平底,船头短小,中舱宽大,两舷微呈弧形后梢高翘,一般无桅杆。又用竹笠编的圆棚遮盖棚盖漆成黑色的称乌篷船,本色的称白篷船。载重量一般在60500担之间[100]

3.浙东运河的文化风情和影响

浙东地区文化发达、沉积深厚、交流广泛,运河又起着巨大的承载作用。运河文化的产生发展大致包括三部分,一是运河本地产生的文化;二是外地精英带来的先进文化以及在浙东创作的文化作品;三是通过运河形成对外的文化交流。(图12、图13

3.1 文化学术承载之河

绍兴为越文化的中心,浙东运河则从其形成的雏形山阴故水道起就一直是这里的文化滋生和传播之地。

浙东之地舜禹传说流传甚广。《水经注·渐江水》:“《晋太康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此便为上虞“百官”地名之来历,亦为曹娥江古名“舜江”的由来。至于著名传说和史书中记载大禹治水来到会稽山下,沿运周边流传着“三过家门而不入”、“诛杀防风氏”、“涂山娶妻”等众多动人的传说,会稽山下也就有了历史悠久、殿宇宏壮的大禹陵。

《吴越春秋》卷七记载了越王勾践入臣于吴,群臣送浙江之上,越王夫人乃据船而哭的《愁歌》,是感人肺腑、生离死别的绝唱。《越绝书》卷八还记载了勾践习教美女西施、郑旦的“美人宫”在东郭门外的山阴故水道边。之后,又有了西子于此采莲的传说。汉刘向《说苑·善说》记:“鄂君子晳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乘青翰之舟。⋯⋯越人拥楫而歌。”是古越水文化与楚文化交流之写照。

浙东“西则迫江,东则薄海”[101],潮起潮落,波涛汹涌,变幻莫测,令人惊颤。于是越人心中产生了海潮之神,是神的意志主宰着这一自然现象。最著名的当属伍子胥和文种的神话故事。又:“葬一年,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小潘候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102]这一故事也就在运河沿岸广泛传播。

曹娥江畔运河边还流传着一个凄切而优美动人的孝女曹娥故事。“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143)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103]又有言:“曹娥(130143),皂湖乡曹家堡人。”[104]后人为纪念其孝,名江为曹娥江。曹娥庙中亦留下了东汉学者蔡邕和杨修“绝妙好辞”的故事。

鉴湖建成后会稽的自然环境起了转折性的变化,而西兴运河的建设又使山会平原水利、社会环境更趋优越。于是越文化的神秘、会稽山的高深莫测,古鉴湖的风光无限,古水道的悠远,吸引众多的文人学者、迁客骚人,或沿鉴湖、西兴运河航线畅游,或定居湖畔岸边,于此挥毫泼墨、著书立说、吟唱咏颂,留下了丰富多彩、文化深厚的作品。魏晋南北朝时期,会稽相对成了偏安之地,于是文人学士多会于此,“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105]谢灵运在会稽的山水诗很有影响,开一代风气,他与谢惠连、谢姚并称“三谢”,在运河之畔多有佳作。

唐代有更多文人学士闻名来越游览,这条线路大致范围为从钱塘江到西兴,之后一条经西兴运河到绍兴城;另一条从鉴湖到绍兴城,或至若耶溪,或沿东鉴湖至曹娥江,经剡溪到天台山。据研究,[106]载《全唐诗》中来浙诗人有278人,这些诗人中多为唐诗中杰出代表,沿途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被誉为“唐诗之路”。孟浩然《渡浙江问舟中人》[107]写出了仰慕越中山水之情:“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

贺知章,字季真,号四明狂客,唐越州永兴(今萧山)人,早年迁居山阴。贺知章在鉴湖边,运河畔写下脍炙人口的《回乡偶书》二首[108]

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109]被称作浙东山水诗中的神品,主要描述歌咏了浙东运河的行程和沿岸的名胜风光,“挥手杭越间,樟亭望潮还。涛卷海门石,云横天际山”。“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

南宋诗人陆游家住西兴运河近处,从少小离家到晚年家居,常泛舟运河之中,或记述事物,或歌咏风光,多有妙篇佳作。如《钱清夜渡》诗:“轻舟夜绝江,天阔星磊磊。地势下东南,壮哉水所汇。月出半天赤,转盼离巨海。清辉流玉宇,草木尽光彩。”写钱清江渡口月出时分的壮丽气象。又《西兴泊舟》:“衰发不胜白,寸心殊未降。避风留水市,岸帻倚船窗。日上金镕海,潮来雪卷江。登临数奇观,未易敌我乡。”[110]此为西兴渡口所见钱江潮奇观。明清文人在浙东运河歌咏之作不断,明袁宏道有“钱塘艳若花,山阴芊如草”[111]句广为传颂;清齐召南有“白玉长堤路,乌篷小画船”[112]句脍炙人口。

浙东运河及沿海港口也是这一地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承载之地。由于古越地处四通八达的河湖和濒临海边,又因为故水道的东西向连通,使得越人能利用舟楫和水上航行进行航海和对外文化交流。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有五大港口,“越国拥有三大贸易港口(琅邪、会稽、句章),两个在浙江。当时的会稽与杭州湾的岸线距离比现在的绍兴近得多,其间应有水路直通”[113]。那时的越族人民每至夏季,利用黑潮暖流,顺着盛行的偏南季风,乘着舟筏,漂洋过海去今天的日本列岛和韩国济州岛等地。而至冬季,日本列岛之民,也必然以寒流之势,顺着盛行之偏北风,来到古越。由此使两地文化,尤其是在稻作农耕、养蚕纺织、建筑、冶炼、艺术语言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114]

唐朝时,中日两国交流成就最突出者是高僧鉴真。他不畏艰险,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效地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鉴真自天宝二年(743)始,历十一载,遭五次失败,双目失明,终于在第六次东渡成功,受到日方隆重接待,出任大僧都,为日本律宗始祖,留居日本。据赵朴初先生考证,鉴真第五次赴日,最后是从越州城出发,取道浙东运河东渡[115]

在宋代,日本僧人成寻(10111081)一行于1072年(日本白河天皇延久四年,中国宋神宗熙宁五)三月十五日自日本松浦壁岛登上中国商船,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写日记,后成《参天台五台山记》,[116]其中记下了成寻乘船从钱塘江,过萧山经古运河,一直到曹娥、嵊州、新昌到天台的行程等,不但记述了运河水道,还记载了诸多沿运山川风光,风土人情。

至于500多年前朝鲜人崔溥写的《漂海录》,因其所见所闻都是明代中国大运河沿岸周边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深受朝廷重视,“朝鲜《海东文献总录》及《文献备考》都把它作为重要古籍收入”。又“据悉,日本早在1769年便由清田君锦把《漂海录》译成日文,改名《唐土行程记》。美国也于1956年由约翰迈斯凯尔将《漂海录》译成英文,名为《锦南漂海录译注》”[117],可见其影响。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楚玙,余姚人,这位著名的学者,东渡日本,为浙东文化传播到日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日本思想界崛起了独树一帜的儒家学派—水户学派。又被誉为:“先生是真正的经济家,今日在无人之野起建一座城池,必咸集士农工商之擅长者,如有先生一人在,则成就全城尚且有余。有诗书礼乐至水旱田作之理,由房屋建造至酒盐油酱之方,先生无不精通备至。”[118]

17世纪中叶两次来华并在浙江杭州、绍兴、金华、兰溪、宁波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向欧洲介绍中国历史文化时,于顺治十一年(1654)在欧洲出版了《鞑靼战纪》,[119]书中不仅详细记载清军南下攻占整个浙江的过程,而且还介绍了运河水城杭州、绍兴等城市风貌,书中称绍兴:“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

它的规模没有别的城市大,但比所有的城市都清洁漂亮,它四面环水,人们可以乘船绕城游览,欣赏它的美丽。它有宽阔良好的街道,两边铺着方形的白石,中间是可以航行的河道,河道两壁砌着白色的石头。他们还用这种白色的方石头建成漂亮的石桥、牌楼和房屋。据我观察,中国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方石头建筑,一句话,中国别的地方都不如这儿整齐。

冈千仞(18331914),字天爵,号鹿门,日本仙台藩人。是著名汉学家。18446月冈千仞来华游历300余日,著《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之书。《观光纪游》近十万字,是近代日本所著汉文体中中国游记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冈千仞在浙东记游主要是沿浙东运河和曹娥江的行程,因此记述浙东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甚多,诸如西兴、浙东运河、柯岩风光、鉴湖、寺庙、兰亭大观、禹陵古迹、绍兴城、曹娥江、余姚、慈溪、甬江、天童山、宁波他都有涉及并有评述。游记文章优美,大处落笔,又不少细腻描述,颇多史料价值。

运河沿岸不但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亦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名闻遐迩,为世人交口赞誉。

会稽大禹祭典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重要祀典之一,因其绵延不绝。20065月,“大禹祭典”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梁祝传说”形成于东晋穆帝、孝武帝时代,距今已有1600余年,“梁祝传说”产生地在浙江上虞城南运河边的丰惠镇蔡岙的祝家庄。“梁祝传说”所蕴涵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追求爱情的婚姻自主、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和震撼作用,形成以来,社会广泛流传,艺术创作形式和内容多样。“梁祝传说”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绍兴师爷”,以其独特的传奇、巧计、智慧等在民间颇有口碑,这就产生“绍兴师爷故事”和“徐文长故事”。“绍兴师爷”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才学和智慧的象征。

此外,“绍兴水乡社戏”、“绍兴乌毡帽”、“绍兴背纤号子”、“妈祖信仰”、“百年龙舞”、“麻将亿元的故事”等文化遗存以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在浙东运河边影响深远、流传广泛。

绍兴在越王勾践时就有酿酒、饮酒的历史记载,有投醪河闻名于世。鉴湖建成后,为当地酿酒业提供了优质水源,使黄酒品质提高。古鉴湖地区广泛分布着泥煤层,这使鉴湖、运河一带河水具有水色低、透明度高、溶解氧高、耗氧量少等优点,宜于酿酒。清梁章鉅在《浪迹续谈》中称:“盖山阴、会稽之间,水最宜酿酒,易地则不能为良,故他府皆有绍兴人如法制酿,而水既不同,味即远逊。”运河沿岸的湖塘、阮社、柯桥、东浦、东关一带酒坊遍布,酒香千里,酒旗斜耸,船行不绝,运送不断。绍兴酒为黄酒之冠,1988年“古越龙山”加饭酒被定为国宴酒,2006年绍兴黄酒又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越族自古是一个能歌好咏的民族,运河沿岸及周边河道的水上戏台是其演唱弹歌的舞台,戏曲艺术的不断发展也就形成了富有水乡特色的剧种。绍剧,又称绍兴大班,绍兴乱弹,为浙江主要剧种之一,唱腔激荡高亢,粗犷豪放,善于表现激昂壮观的场景,主要代表作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越剧,源于嵊县,又称绍兴文戏,演唱风格委婉细腻朴质,主要作品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西厢记》等。绍兴莲花落,以绍兴方言演唱为主,唱腔朴素流畅,内容生动活泼,极富民俗生活气息,主要节目有《血泪荡》、《回娘家》等。此外,绍兴平湖调、新昌调腔也颇有影响和特色。

3.2 历史名人荟萃之地

浙东运河地处山川灵秀之地,“海岳精液,善生俊异”。[120]宋陆佃在《适南亭记》[121]中记:“会稽山川之秀,甲于东南。自晋以来,高旷宏放之士,多在于此。”重要的区域位置和水乡泽国主航道地位,便有众多历史精英人物荟萃于此。

秦始皇巡越,“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122]并乘舟山阴故水道上,于是运河边有秦望村和秦望桥,东湖绕门山相传为秦始皇驻马之地。

东汉王充(27—约97),字仲任,上虞人,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浙东运河所经的曹娥江畔“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123]此书在哲学思想史上具有发聋振聩的力量和作用,对人们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水环境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东汉会稽太守刘宠为官清廉,甚为百姓爱戴,离任时,乡间五位老人各背100大钱送作盘缠,宠仅收一枚表示感谢,又在运河途经的西小江中将钱投入江中[124],相传因此江水变得清澈,从此西小江又称钱清江。这也是历史上亲民爱民的循吏所表现的一种值得永志纪念的事迹。后来乾隆帝在钱清清水亭中有诗曰:“循吏当年齐国刘,大钱唱一话春秋。而今若问亲民者,定道一钱不敢留。”[125]

东汉大学者蔡邕(132192)曾浪迹会稽,相传在今绍兴柯桥的竹亭取亭中竹椽制成长笛,吹出悠扬的乐声闻名越中[126],后人为纪念其人其事,在柯桥运河边重建柯亭,至今尤延存。又相传晋代竹林七贤之阮籍、阮咸在西兴运河畔的阮社嗜酒如命,文章风流。今柯桥运河边的荫毓古桥有楹联“一声渔笛忆中郎,几处村酤祭两阮”。

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书圣王羲之(303361)与名流41人会集会稽山下,鉴湖之畔,在“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兰亭饮酒赋诗,畅叙幽情,留下了不朽名篇和千古书法绝本《兰亭序》,是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结晶。

谢安(320385),字安石,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有重名”[127],谢安曾任著作佐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在东山隐居。与名士王羲之、许询、孙绰,名僧支遁等交游。“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128]为江东名士领袖,朝野瞩望。足迹遍及运河、曹娥江两岸。东山位于今上虞市上浦方弄曹娥江的右岸,《嘉泰会稽志》卷第九载:“东山在县西南四十五里,晋太傅谢安所居也,一名谢安山。”谢安40余岁时,因时局动乱,应朝廷之请再度出仕,东晋孝武帝时官至宰相,因此有“东山再起”之说。淝水之战,谢安运筹帷幄、镇定指挥,出奇制胜,打败前秦苻坚。这既是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也是巧妙利用水环境的一次作战。今东山有“晋太傅谢公墓”碑,供人凭吊。

据记载[129],南宋两位皇帝理宗、度宗于西兴运河绍兴城西入口迎恩门边早年生活并发祥而登龙庭,今浴龙宫、全后宅、会龙桥是其生活和纪念之地。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当年离职还乡,在山阴故水道南侧若耶溪的宛委山中的阳明洞天处结庐其侧,设帐讲学,因以为号,人称王阳明、阳明先生。据说他两次到宛委山阳明洞天,潜心求索,终于大悟“格物致知”的道理,应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物,后创立“致良知”说,又称“心学”。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为一代儒学名臣,刘宗周于崇祯四年(1631)在浙东运河边的山阴创建“证人书院”,结“证人社”,以诚意、慎独之学纠正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失。从学者不下千人,而称之为蕺山学派。至今绍兴蕺山书院门墙上依然高挂着“浙学渊源”四个大字。

浙东学派是我国历史上颇具特色和成就的学术流派,起源于宋代经元明过渡时期,在清代到达鼎盛。其代表人物黄宗羲(16101695)为余姚人,万斯同(16381702)为鄞县人,全望祖为鄞县人,章学诚(17381801)为会稽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从小受浙东运河自然环境的养育,接受浙东文化的哺育和熏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中评说:清代“浙东学风,从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望祖)起以至于章实斋(章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他们的学术成就也就如浙东运河其历史一脉相承,其源流绵延悠长。

遥想当年清康、乾两帝先后横渡钱塘江沿运河浩荡南下,一时间紫气蔽日,彩云遮天,龙舟独尊,千帆竞发,沿河百官黎民云集,迎接圣驾,是何等壮观气象。至于孙中山为拜谒大禹陵,沿运河乘越安专轮来绍兴宣传民主革命,瞻览绍兴风景。“在汽笛声中,驶到西郭门外育婴堂河埠⋯⋯绍兴群众,倾城出动。”[130]又孙中山在绍演说时称:“绍兴河畔之牌坊不少,非有知识之作为而何?”[131]是对绍兴沿运文化的充分肯定。周恩来在抗战危急关头,乘舟运河,宣传抗日,激励民众等意义非凡的历史场景均已载入史册,为绍兴人民广为传颂。辛亥革命前后,绍兴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鲁迅、蔡元培等人的光辉业绩功垂史册,是浙东之骄傲。毛泽东有诗曰:“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呤,一例氤氲入诗囊”[132]。可谓不尽名人在浙东,处处胜迹留运河。

3.3 风光名胜卓绝之乡

浙东属山—原—海的地貌地形,“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133],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河湖广阔、碧水长流;东海无垠、万岛所聚;风调雨顺、物产丰富,加之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于是在浙东运河沿岸有着奇特的山水自然风光和众多的名胜古迹。

山水大势

绍兴。明刘基在《游云门记》中称[134]:“语东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会稽。岂其他无山水哉?多于山则深沉杳绝,使人凄而寂寥;多于水则旷漾浩瀚,使人望洋而靡漫。独会稽为得其中,虽有层峦复冈,而无梯磴攀陟之劳;大湖长溪,而无激冲漂覆之虞。于是适意游赏者,莫不乐往而忘疲焉。”明张岱在《古兰亭辨》[135]中说:“会稽佳山水,甲于天下,而霞蔚云蒸,尤聚于山阴道上,故随足所至,皆胜地名山。”祁彪佳《越中园亭记》楚人胡恒所作序称:“越中众香国也,越中之水无非山,越中之山无非水,越中之山水无非园,不必别为园。越中之园无非佳山水,不必别为名。”认为越中之山水本来就是园林景观,或是人工与自然之结合。诸如柯岩、东湖、羊山都是绝妙胜景。

宁波。“古越地之东境”。“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川泽沃洐,风俗澄清。海陆珍异所聚,蕃汉商贾并凑。”“四明在浙东最为濒海,宜有环奇伟特之观,快登临者之心目。大江横其前,群山拱其后。岛屿出没,云烟有无。浪舶风帆,来自天际。又舟井之屋,尽在目中。”[136]

历史名城

绍兴城。“浙东之郡,会稽为大。”[137]“鉴水环其前,卧龙拥其后,稽山出其前,秦望直其南。自浙以东,最为胜处。”[138]浙东运河沿运的中心城市绍兴是国务院1982年首批公布的全国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建城已有2500年历史。古代浙东运河穿越绍兴城而过。运河经迎恩门入绍兴城后分为两支。“其纵者自江桥至南殖利门,北至昌安门;其横者西郭门至都泗门,中间支河甚多,皆通舟楫。”[139]绍兴水城可谓镶嵌在浙东运河之中的一颗璀灿明珠。越王勾践时的小城“陆门四、水门一”,“山阴大城⋯⋯陆门三、水门三”[140]。城内河道四通八达。隋代,这里兴建了罗城,修缮子城,城周达40里,水门七处,基本形成了内为方格形,外加环形的城市河网格局。当时,舟城之内墙橹相接,航船如梭。宋代,绍兴水城“栋宇峥嵘,舟车旁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141]至清代,全城7.4平方千米范围内,有大小河道32余条,总长60余千米,约占全城面积30%。街中分布均匀,位置多变,有“一河一街”、“一河两街”、“有河无街”等布局形式。交通有水陆平行、一河一路、两岸夹河。亦有仅存水巷,只可通舟。(图14

无桥不显水,无桥不成市,无桥不成路。千姿百态的桥梁为绍兴水城增添无限风光。《嘉泰会稽志》卷四中绍兴城内正式有记载的桥就有99座。清代有记载的桥达229座,在城中每0.03平方千米就有1座。雄踞府城东运河边的八字桥,是绍兴现存最古老的桥梁之一,始建于南宋嘉泰以前,宝祐四年(1256)重建,既是我国石桥梁之特例,又是一幅精湛的艺术珍品。此外,著名的题扇桥、春波桥、光相桥、广宁桥都凝聚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宁波城。宁波是著名的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经济发达、海城风光闻名已久。《读史方舆纪要》[142]载:

宁波府,东至海岸百有四里,南至台州府四百二十里,西至绍兴府二百二十里,北至海岸六十二里,自府治至布政司三百六十里,至京师三千七百里。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越地。秦属会稽郡,汉以后因之。隋平陈属吴州,大业初属越州,寻属会稽郡。唐武德四年置鄞州,八年州废。开元二十六年复置明州,治县,以四明山而名。天宝初曰余姚郡,乾元初复为明州。五代时因之。《广记》:“梁贞明初吴越升明州为望海军,宋建隆初吴越又改军名曰奉国军。太平兴国初诏吴越改军为镇国军。”宋仍曰明州,亦曰余姚郡,绍兴三年置沿海制置司于此。庆元二年升州为庆元府。以宁宗潜邸也。元至元中改为庆元路。明初曰明州府,洪武十四年改为宁波府。领县五。

宁波城这片土地都是在卷转虫海退后淤涨起来的,即秦建鄞、、句章三县之地。公元前482年,勾践为发展水师,增辟通海门户,在其东疆句余之地开拓建城,称句章。句章是甬江流域出现最早的港口,是会稽的海上门户,句章作为海上交通和军事行动的出入港口而屡见史册。句章古港在6世纪逐渐衰落后,甬江流域的港口开始东迁三江口(今宁波城区),三江口即为明州的前身。公元821年,明州州治从小溪移至三江口,是年,刺史韩察建子城(即内城),唐天祐四年(907)刺史黄晟筑罗城。现宁波古城的子城、罗城的城墙虽被拆除,但子城、罗城的范围、轮廓犹存;古城格局依稀,并遗留了大量的文化遗存。现有各级文保单位214处,其中国家级5处,省级20处。

宁波城发端于姚江、甬江、奉化江交汇的三江口地区,西塘河、南塘河等人工运河引入,为诸多水系交汇的核心城市,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唐代,随着明州城的崛起,对外交通贸易日趋繁荣,成为全国四大港口之一。宁波老城东门外的三江口一带,历史上就是对外贸易的繁华港埠。至今城区还保存有古海运码头、使馆、会馆等众多体现港口城市特色的文物古迹。运河带动了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众多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至今宁被城内保留有诸多宗教性文物古迹与历史建筑。宁波老城历史街区众多,具有传统岁月的街区主要有鼓楼公园街区、郡庙县学衙街区、月湖文化景区、天主教堂“外滩”街区和永春街区等五片。[143]其中月湖开凿于唐贞观年间,湖呈狭长形,宋、明间建成三堤七桥并十洲胜景。

古县城

百官。其记载可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水经注·渐江水》引晋《太康地纪》云:“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百官镇名由此而来。秦代置上虞县时为县治所在地。百官旧有三大舜迹:舜井、舜庙、百官桥。曹娥江西岸之曹娥孝女庙,素称“江南第一庙”,镇南20余千米有东晋名士谢安隐居地东山。

丰惠。自唐长庆二年(822)至1954年的1000余年间为上虞县治所在地[144],文化发达,名人辈出,街巷通达,屋舍俨然,多有高大古代建筑。据万历《绍兴府志》卷二记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方国珍据浙东始筑城,周围13里。城内水系发达,运河穿城而过,1954年,县政府迁百官镇。丰惠古城墙遗址、九狮桥、丰惠桥均为历史名胜。

余姚。位于浙东运河中心位置,是沟通绍兴、宁波的重要节点。《读史方舆纪要》[145]载:

余姚县,府东北四百七十里。东至宁波府慈溪县九十里,东南至宁波府百里,西南至上虞县八十里。舜支庶封此 ,以舜姓姚而名。秦置县,属会稽郡。汉以后因之,隋初省入勾章县。唐武德四年复置县,兼置姚州。七年州废,县属越州。宋因之。元元贞初升为余姚州,明初复为县。编户三百里。

又:

余姚城,志云:县有新旧二城。旧城筑于孙吴将朱然,周不及二里,后废。元至正十九年方国珍重筑,周九里,四面引江为濠,可通舟楫。明朝洪武二十年增筑,嘉靖三十年修葺,以御倭,周广如旧城之制。其新城在姚江南岸,明初邑人吕本建议增筑,后渐圮。嘉靖三十六年以倭患营茸,与旧城隔江相对。通济桥亘其中,通两城为一。县治在旧城内,而学宫在新城中。城周八里有奇,俗谓之江南城。

余姚秦时置县,东汉建城,临姚江而立。余姚的“一水双城”格局在诸多运河城镇中是十分罕见的,独特的城市形态与格局表明了运河对其发展的直接影响。

临运河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丰富,规模完整,包括府前路历史街区、通济桥、舜江楼等以及龙泉山以南古建筑群,文昌阁、龙泉寺等,展现了运河城镇独特的水乡风貌。1930年、1937年双城虽然先后被拆除,但基本保留了轴线分明的古城传统格局。

河姆渡遗址,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的东北,姚江南岸,它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

慈城。《读史方舆纪要》[146]载:

句章城,府南六十里。志云:故城在今慈溪县界。晋隆安四年孙恩作乱,刘牢之等讨之,改筑句章城于小溪镇,即此城也。自刘宋及隋、唐句章县皆治此,开元中省入鄮县。

慈城建制始于勾践时(约公元前495),名为句章,县治置于姚江畔城山。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始设慈溪县,迁县治于浮碧山。自此,慈城一直为慈溪县治所在地。

慈城格局方正,以城墙与护城河为防御带,县治背山面南而坐,公共建筑依左文右武布局;城内街道三纵四横三十三条弄。呈“井”字交错,形成规整的棋盘形平面格局。现城内保留了完整的县治格局。现慈城内有国家级、省级、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0余处。

之外,沿运多古镇,诸如西兴镇,位于钱塘江南岸,临江扼(运)河,地势险要,交通发达。历史时期系钱塘古渡,浙东运河起点,萧绍海塘之西江塘与北海塘的分界处,浙东地区西出钱塘江的主要通道,史称两浙门户。萧山县治城厢镇,位于钱塘江下游南岸,地处杭州、浙北地区通向浙南和浙东沿海地区的咽喉。作为县治有1600余年历史。钱清镇西邻萧山,东接柯桥,地处钱清江与西兴运河交汇处,历来为绍兴赴杭的水陆交通要道,因东汉会稽太守刘宠于钱清江投钱,并由此得名。柯桥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古街、牵道、小桥,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集镇特色。为绍兴县经济重镇,有“金柯桥”之称。丈亭镇是姚江中段的水陆交通枢纽,自古以来,丈亭镇就是宁绍水陆通途中心重镇,商贾客旅会聚于此候潮而行。其他如沿运的东浦镇、安昌镇、皋埠镇、驿亭镇、高桥镇、贵驷镇、骆驼镇、长石镇等古镇都各具特色,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风光无限、名闻遐迩。

4.浙东运河的现代整治、保护与开发

对浙东运河的价值现代人们有一个认识和提升的过程,至于如何保护既是时势所然,也是一个结合本地实际的探索过程。针对现代浙东运河航运功能的变化,及周边河网的水质、水量、航道的现状,进入20世纪末以来浙东运河及沿运各城市采取多种举措,注重对古运河和周边河道的整治和保护以及新航线的开发。

4.1 河道综合整治[147]

绍兴环城河整治。1999年,绍兴市对浙东运河途径的绍兴环城河实施综合治理。建设主要内容有:重整白玉长堤。新砌、整修环城河河坎24千米。治理河道污染。截污治理水污染;疏浚淤泥40万立方米。提高防洪标准。新标准到百年一遇,拓宽铁路桥涵,拓浚平水东江。再造绿化休闲带。配套建设沿河公园绿化带50万平方米;拓宽沿河道路,总长约6000米,整修环城西路、环城北路段路面。展现历史水文化。共实施环城河公园景点、亮化工程和文化布展八景点建设。开展旧城改造。工程拆迁房屋面积64万平方米,同时实施沿河保留房屋立面改造和城区内15条内河的整治工作。以上工程总投资10余亿元。工程历时720天完成。

新建环城河的八景点:稽山园、鉴水苑、治水广场、西园、百花苑、河清园、迎恩门、都泗门。绍兴市环城河整治是近代浙东运河途径城市河道整治的典范,其经验和做法在浙东乃至全国推广。

绍兴运河园建设。2002年绍兴市决定对浙东古运河进行全面水环境整治。其中一期工程建成绍兴城区西郭公铁立交桥至绍兴市、县交界河段的“运河园”,全长4.5千米,面积约25万平方米,这里地处古运河主干河段和城市中心位置。工程的设计理念为:天人和谐、运河文化、开敞自然。定位为:碧水长河、白玉长堤、绿色长廊。其主要做法为做好古字文章,文脉相连,古为今用。具体为保护历史遗存,收集古材料,选种古树名木,做古景点。根据总体设计,运河园长4.5千米全线以天然石材砌墈,其中85%是老条石,又全园路面以老石板铺面,移建或组建散落于民间古桥20余座,老牌坊5座,老石亭10余座,古石碑数10块,其余古石遗存、珍贵构件无数。其中又分为6个景点:“运河纪事”——记载历史文化;“沿河风情”——集聚水乡风物;古桥遗存——展示桥乡精品;“浪桨风帆”——再现千艘万舻;“唐诗始路”——笑看挥手千里;“缘木古渡”——难忘前师之鉴。运河园建设是对浙东运河本体河道一次原真性的保护、系统整治和建设,核心是“传承古越文脉、展示运河风情”。2006年底,“运河园”工程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精湛的园林艺术被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评为优秀园林古建工程金奖。2007年又被水利部批准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全国政协和国家文物局等领导和专家,在大运河申遗考察中对绍兴运河园的保护、整治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运河园的建设成就对浙东运河列入中国大运河申遗范围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绍兴水城历史街区保护。沿运中心水城绍兴古城以城中河道水街为主线,成功地规划建设了一批历史街区。其中勾践小城历史街区位于绍兴城区卧龙山南麓,这里是越国时勾践小城遗址所在。鲁迅故里历史街区,以鲁迅故居为核心,有众多的老台门住宅。书圣故里历史街区,以与书圣王羲之相关的戒珠寺、题扇桥、笔飞弄而闻名。仓桥直街位于卧龙山东南麓,为绍兴城内典型的“一河无街”格局,民居大多建于明末清初,其中有各式台门43个,集中反映本地的历史建筑风貌。西小路历史街区位于卧龙山北麓,这里是典型的河街并行的水乡格局,街区内的众多古迹,较完整记录着绍兴城市历史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八字桥历史街区则是形式多样的绍兴古城街河布局的典范,其中都泗河即为当年绍兴城内运河通道。这些历史街区是绍兴水城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有效保护的杰作,其中“重点保护,合理保留,局部改造,普遍改善”和“修旧如旧,风貌协调”的原则得到推崇好评。20039月,仓桥直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委员会评为2003年“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

4.2 清水与引水工程

清水工程。1995年以来绍兴市开展以运河水系为主体的河道清草、清淤、清障的“三清”,是水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1999年,绍兴市开展了城市防洪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之后又广泛开展以“水清、流畅、景美”为目标的河网地区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千里清水河道整治的范围不断扩大。

2007年绍兴市决定全面开展以清淤、截污、整治和引水为主要内容的“清水工程”,以早日实现河道水质变清的目标。之后绍兴市统一部署,围绕引水、清淤、截污、整治四大工作任务,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迅速实施各项工程建设和专项整治,经过六年努力,至2012年市区清水工程已实现了河道水质检测达标率提升、水环境明显改善的阶段性成果。

2010年绍兴市实施浙东古运河绍兴段环境治理三年行动,提出以古运河申遗为契机,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优先,标本兼治、稳步推进,突出水污染治理、文物保护和河道综合整治的工作重点,全面加强对古运河及周边环境的保护、整治和利用,为古运河申遗提供基础性保障。主要措施是:截污染、清污物、护河墈、植绿化、兴旅游、查违法等,至2012年环境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曹娥江大闸。位于曹娥江河口与钱塘江交汇处,距绍兴城北东约30千米。该工程是国家批准实施的重大水利项目,是中国在河口建设的规模最大的水闸工程,也是浙东引水的枢纽工程。工程效益以防洪(潮)、治涝为主,兼顾水资源开发利用、水环境保护和航运等综合利用功能。大闸建成后曹娥江两岸防洪标准将从50100年一遇提高到200年一遇,闸上曹娥江将变成淡水内河,形成长90千米,面积41.3平方千米,正常蓄水位3.9米,相应库容达1.46亿立方米的条带状水库湖,总可利用调水量多年平均可达6.9亿立方米,使萧绍平原和姚江平原连为一体,十分有利于富春江引水经曹娥江大闸水库,向宁波、舟山等地供水。主体工程于20051230日开工, 20115月通过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工程总投资12.38亿元。

浙东引水工程。浙东引水工程是确保浙东萧绍宁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萧山枢纽位于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三江汇合口义桥镇。工程完成后,设计引水量为8.9亿立方米每年。此工程使萧绍平原和姚江平原连为一体,富春江引水经曹娥江大闸水库,可向宁波、舟山等地补充工业和农灌一般用水。在改善水环境的同时将改善航运条件,杭甬运河曹娥江段500吨航运保证率可从建曹娥江大闸前的50%左右提高到90%以上。至2013228日因浙东引水工程的萧山枢纽、曹娥江大闸枢纽、曹娥江至慈溪引水等三个子项目已基本建成,富春江至慈溪引水已具备了通水条件,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开展了为期20天的试通水。

曹娥江引水工程。20111月绍兴市完成的曹娥江引水工程从上虞小舜江附近的四峰山设泵站,将曹娥江水通过总长约15千米的隧洞引水到绍兴平水东江后入绍兴城河,按引水量达10立方米每秒,多年平均引水量约为2.5亿立方米每年。此工程除作为绍兴城河清水工程的主要措施之一,长远也将成为补充绍兴平原中部、东部水资源量的重要工程。

4.3 新航运运河建设

原航甬运河[148]。起自杭州艮山港,出三堡入钱塘江,绕道浦阳江至临浦,经峙山闸到萧绍内河。之后大多沿原浙东运河线入姚江,穿宁波市区、甬江达终点镇海码头,全程258.09千米。该航线自19791983年全线疏浚后,能通航2040吨级船舶,达到八级航道标准。但由于受杭甬运河沿线升船机和局部航段限制,实际只能通25吨级船舶。

新杭甬运河为浙江省“十五”重点工程项目。地处杭州、绍兴、宁波水网地区,西起杭州三堡,途经萧山、绍兴、上虞、余姚、宁波,东达宁波甬江口,其中杭州段自长43.54千米,绍兴段全长101.73千米,宁波段全长93千米。全长239.53千米,沟通了钱塘江、曹娥江、甬江三大水系。工程全线按四级航道改造。分航道护岸、桥梁、船闸、土(石)方等工程。杭甬运河航道面宽大于60米,底宽40米,水深2.50米,桥梁净高7米,最小弯道半径R330米,建设后可通航500吨级船舶。杭甬运河改造工程总投资达74.27 亿元。

新建的杭甬运河建设标准、现代化程度高,投入大,具有航运、防洪、灌溉、旅游、战备等方面的综合效益。又从节约资源和环保而论,其效益和前景更是十分广阔。

新航运运河绍兴段已北离浙东运河古道,航道更为宽广和顺畅。杭甬运河通过京杭运河与浙北内河网及江苏、上海相连;还沟通钱塘江、曹娥江、甬江三大水系,通过钱塘江,可上溯新安江至浙西南及皖东南地区,通过甬江与宁波深水港相通。在钱塘江南岸形成了连通浙北、浙西及临近省市的东西向水运主通道,对完善腹地内交通运输网络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工程于2002年开工,除宁波三期工程,至20099月全线实现通航。(图15

 

结语:

浙东运河是春秋时期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形成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见证了越地的历史,孕育了绍兴的文明,为天人合一的产物。是宁绍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脉,是文化传播与繁荣的滋生和承载体。良好的航运条件和沿岸丰盛的物产、繁荣的商贸、深厚的文化形成了浙东运河既是中国大运河的南端,也是著名海上丝绸之路的南起始点。

浙东运河是中国大运河当今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并且至今依然在发挥和延续水利、航运作用。

浙东运河具有众多独立于世、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留存,结合保护与申遗将再现灿烂光辉,展示无穷魅力。

 

The Evolution, Status, Value and Protection of Zhedong Canal

 

Qiu Zhi-rong

(Shaoxing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Of Zhejiang,Shaoxing 312000)

 

AbstractThe article, with the more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fieldwork, geological prospecting, modern regulation protection, and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bout the Zhedong Canal, has got an in-deep achievement. The primary content of this paper is: The evolution and status of the Zhedong Canal; It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Cultur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Modern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etc.

Key WordsThe Zhedong Canal, Evolution, Status, Value, Protection



[1] 《水经注》卷二十九《沔水注》。

 

[2] 《越绝书》卷第八。

 

[3] 徐峰等《中国第一舟完整再现》,《杭州日报》2002年11月26日第3版。

 

[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一期,第61页。

 

[5] 汪济英、林华东等《浙江文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姚鲻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0期,第14—25页。

 

[7] 曾巩《越州鉴湖图序》),后又称“运道塘”(《新唐书·地理志》)。

 

[8] 《宋书·河渠志七》。

 

[9] 徐次鐸《复鉴湖议》。

 

[10] 杨键《浙东运河之重要性与整治意见》。

 

[11] 《哥伦比亚简明百科全书》The Concise Conlumbia Encyclopedia. P.13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13] 盛鸿郎、邱志荣《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山阴古水道》,盛鸿郎主编《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年。

 

[14] 邱志荣、陈鹏儿《浙东运河史研究》,陈桥驿主编《中国运河开发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5—456页。

 

[15]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王士性撰《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页。

 

[16] 《咸淳临安志》卷三六《盐官志》。

 

[17] 1921年《海宁县志稿》卷八《名迹》:“胡家山,旧名黄山,又称越(城)山,在河庄山东一里。⋯⋯越王起百尺楼望海,疑即其处,故越城所由名郡。”

 

[18] 张承宗、李家钊《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江南运河的开凿》,《浙江月刊》1999年第六期,第147页。

 

[19] 汪波《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陈桥驿主编《中国运河开发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0页。

 

[20]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21] 陈鹏儿、沈寿江、邱志荣《春秋绍兴水利初探》,载盛鸿郎《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年版。

 

[22]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23] 《国语·鲁语》。

 

[24] 盛鸿郎、邱志荣《古鉴湖新证》,盛鸿郎主编《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3页。

 

[25] 邱志荣《上善之水·绍兴水文化》,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26] 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并序》,载《王十朋全集·文集》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版社1998年版,第825页。

 

[27] 《嘉泰会稽志》卷十。

 

[28] 《晋书·诸葛恢传》。

 

[29]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九,浙江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12页。

 

[30] 《新唐书·地理志》。

 

[31]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32] 《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三。

 

[33] 《新五代史》卷三十《汉臣佐·刘铢传》。

 

[34] 童隆福主编《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35] 《旧五代史》卷一三三《世袭传·钱佐传》。

 

[36] 中村新泰郎著,张柏霞译《日中两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162页。

 

[37]  [日]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70页。

 

[38] 载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十九。

 

[39] 苏轼《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苏轼文集》卷三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6—917页。

 

[40] 《嘉泰会稽志》卷四。

 

[41]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白化文、李鼎霞校点,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42] 《读书方舆纪要》“湮”作“堙”,见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213页。

 

[4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

 

[4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五《会稽县》条中引《浙江通志》。

 

[45] 《王十朋全集·文集》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2页。

 

[46] 陆游《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记》卷十九,中国书店1997年版。

 

[47] 童隆福主编《浙东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6页。

 

[48] 《乾道四明图经》卷九。

 

[49] 《宝庆会稽续志》卷四。

 

[50] 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

 

[51] 舒瞻撰《重修明绍兴太守汤公祠堂碑文》载平衡《闸务全书续刻》卷一。

 

[52] “府北三十里,曹娥、钱清、浙江所汇谓之三江海口”见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210页。

 

[53] 载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

 

[54] 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

 

[55]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中华书局版2005年版,第4229页。

 

[56] 明王稚登《客越志》,《古今名山记》卷十下。

 

[57] 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中国行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9页。

 

[58] 童隆福主编《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59] 清高晋等编《钦定四库全书》,载《四库全书》第658—6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60] 童隆福主编《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1993年版,第162页。

 

[61]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刘枫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特藏精品《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2006年版。

 

[62]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第一版2009年7月北京第四次印刷,第187页。

 

[63] 童隆福主编《浙东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364页。

 

[64] 民国二十五年《浙江省建设月刊》第十卷,第三期。

 

[65]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216页。

 

[66]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中册,水利水电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67] 《嘉泰会稽志》卷十。

 

[68]c 《嘉泰会稽志》卷四。

 

 

 

 

[72] 邱志荣《绍兴风景园林与水》,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73] 程鸣九《闸务全书》上卷《萧公大闸事宜条例》。

 

[74] 邱志荣《上善之水·绍兴水文化》,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3页。

 

[75] 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十九。

 

[76] 盛鸿郎、邱志荣《古鉴湖新证》,盛鸿郎主编《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年版。

 

[77] 见《绍兴晚报》2001年7月26日9版。

 

[78]a 周燕儿《绍兴古纤道考查记》,载盛鸿郎主编《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24页。

 

[79] 陈从周、潘洪萱《绍兴石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80] 宣传中主编《绍兴文化遗产·石桥卷·绪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

 

[81]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82] 《越绝书》卷第八。

 

[83]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84] 《越绝书》卷第八。

 

[85] 《水经》,《河水注》引汲冢《竹书纪年》。

 

[86] 宝庆《会稽续志》卷八。

 

[87] 《隋书·高祖纪》三。

 

[88] 中村新泰郎著,张柏霞译《日中两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89] 童隆福主编《浙东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7页。

 

[90]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

 

[91]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三之一九。

 

[92] 《说郛》卷三十七,著录张师正《倦游录》。

 

[93]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神舟》。

 

[94]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

 

[95] 童隆福主编《浙东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86页。

 

[9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建炎三年十二月己卯条。

 

[97] 张岱《夜航船·序》,载《琅嬛文集》卷之一。

 

[98] 《清稗类钞》第十三册《舟车类》。

 

[99] 载《陶庵梦忆》卷八。

 

[100] 童隆福主编《浙东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412页。

 

[101]d 《越绝书》卷第四。

 

 

[103] 《后汉书·列女传·孝女曹娥》。

 

[104] 唐元明主编《上虞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05]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106] 竺岳兵《剡溪—唐诗之路》,载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7页。

 

[107] 《全唐诗》卷一百六十。

 

[108] 《全唐诗》卷一百十二。

 

[109]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五。

 

[110] 两诗均见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十七,中国书店1997年版。

 

[111] 明·袁宏道《山阴道上》。

 

[112] 清·齐召南《山阴》。

 

[113]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浙江通史》,徐建春《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248页。

 

[114] 方杰《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49页。

 

[115] 赵朴初《鉴真和尚圆寂1200年》。

 

[116] 白化文、李鼎霞校点《参天台五台山记》,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117] 葛振家《译序》,载崔溥著,葛振家点注《漂海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18]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119] [意]卫匡国著,戴寅译《鞑靼战纪》,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6页。

 

[120] 《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121] 万历《绍兴府志》卷九。

 

[122]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123]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

 

[124] 《后汉书·循吏列传·刘宠记》。

 

[125] 乾隆《钱清镇》,嘉庆《山阴县志》卷首《皇言》。

 

[126] 《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第20条注引伏滔《长笛赋叙》。

 

[127]f 《晋书·谢安传》。

 

 

 

[130] 陈德和《孙中山先生游越纪实》,《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131] 杭州《民国日报》民国五年八月廿三日。

 

[132] 毛泽东纪念鲁迅八十寿辰《七绝两首》载199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

 

[133] 《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134] 刘基著、林家骊点校《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135] 张岱《瑯嬛文集·辨》。

 

[136]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十《庆元府》。

 

[137] 陆游《法云寺观音殿记》,载《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记》卷十九,中国书店1997年版。

 

[138]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十《绍兴府》。

 

[139] 乾隆《绍兴府志》卷四十《水利》。

 

[140] 《越绝书》卷第八。

 

[141] 宋王十朋《蓬莱阁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十六。

 

[142]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中华书局出版,2005年第4237页。

 

[143] 《宁波》,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国家文物局编《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38页。

 

[144] 唐元明主编《上虞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第74页。

 

[145]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中华书局出版,2005年第4224页。

 

[146]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中华书局出版,2005年第4239页。

 

[147] 参见邱志荣著《上善若水》,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

 

[148] 罗关洲主编《绍兴交通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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