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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运河:对古代绍兴城市发展的影响

任桂全

(绍兴市地方志办公室)

摘要:古城绍兴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大运河在这里穿城而过,并经历了从山阴故水道、西兴运河到浙东运河贯通全城的三个发展阶段。运河绍兴城内段,为东西向城市干流河道,是绍兴城市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对发展绍兴城市对外交通,促进绍兴与各地郡县及海外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城内运河两岸还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和运河记忆,极大地丰富了名城绍兴的历史文化内涵。

绍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始建于公元前 490 年的越国都城。从历史角度来说,绍兴又是一座与运河特别有缘的江南水城。越都城规划建设主持者范蠡在选择城址时就明确提出,欲建设富强国家,必须以四达之地为都城,交通便捷是城址选择的必备条件。这种选址思想,不要说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 2500 年前,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科学和先进的。按常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真正四达的,除陆路交通外,当然非水路交通莫属,而这恰恰正是于越人的民风所长。用句践的话说,这里的老百姓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绝书》卷八)。范蠡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这里的自然环境、民风习俗与城市规划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城市与运河结下了最初的缘分。

运河穿城走:城市发展的历史选择

浙东运河有一个逐步开挖、疏浚、完善的过程,因此,运河穿越古城绍兴,也是在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春秋越国时期开始的,在越都城建成后,为了开垦农田,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越王句践带领越国臣民,首先对城东的大片土地进行垦殖。于是特地在都城东郭外新开了一条东西向的山阴故水道和一条与之平行的山阴故陆道,第一次通过陆路和水路把城市与农村联系了起来。《越绝书》卷八说:山阴古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史书所谓的山阴故水道,实际上就是绍兴地区最早的人工运河工程,与东汉马臻所筑的东鉴湖基本重合,是浙东运河的最初一段,河道不长,总计 50 里。这时的山阴故水道虽然还没有与城内河道连接,但是利用人工运河为越国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提供服务,已经开始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初步尝到了据四达之地的甜头。

     继山阴故水道之后,后人又在绍兴城西开凿了一条更长的所谓西兴运河,开启了浙东运河在绍兴穿城而过的第二阶段。西晋惠帝年间(290-306),时任会稽内史的贺循主持了这项工程。西兴位于萧山境内的钱塘江边,是越国的主要军港,所以也称固陵,在灭吴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贺循开凿的西兴运河,北起萧山西兴,南达绍兴城西,后人习惯称之为萧绍运河,全长百里。西兴运河开通对扩大山会平原水网和发展绍兴城市对外交通意义重大,起到了两个沟通作用:一是沟通了山会平原西部的河流。由于地形地势的原因,这里拥有多条南北向的山溪性河流,由南向北流入杭州湾,而西兴运河的开通把原本互不相关的 20 多条山溪性河流串联起来,形成南北、东西纵横交错的西部平原水网。二是沟通了古城绍兴与后来兴起的杭州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为浙东运河的最终形成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山阴故水道的延续和西兴运河的开通,为第三阶段穿越古城、贯通浙东运河铺平了道路。虽然浙东运河何时穿城而过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古城的形态特征显示,运河穿城而过必定有它的入口和出口,设在出入口的水门建成时间或许对探究其中奥秘有所启发。绍兴古城共有 10 座城门,其中陆门 3 处、水门 5 处、水陆兼备 2 处(设吊桥),实际共有水门 7 处。设置如此众多的水门,当然是为满足水城内外交通的需要。浙东运河绍兴城内段总长 10 里,呈西北东北走向。城西北入口处为迎恩门,俗称西郭门;城东北出口处为都泗门,亦称都赐门。处于运河城内段两端的西郭门和都泗门,其建成时间,很可能也是运河穿城而过的时间。都泗门还有都督门、督护门的别名,宋嘉泰《会稽志》都督门条引《十道志》:晋中将军王愔,成帝时拜为都督,到郡开此门出入,时人贵之,因以为名。查历代绍兴地方志,成帝年间(326-342)为会稽内史的王姓,是王舒。据清康熙《绍兴府志》:王舒为都督、会稽内史,时在晋成帝咸和元年(326),可见,督护门的建成时间应在咸和初年,比贺循开凿西兴运河晚了约 20 年。也就是说,西兴运河穿越古城、连接山阴故水道的时间比西兴运河开通的时间略为晚几年,一在东晋初年,一在西晋末年,都是 1700 年前的事了。

其实,对于绍兴来说,把西兴运河与山阴故水道连接起来,还有其他工程方案可供选择。因为这里是平原水乡,城外河网密布,从地理环境看,连接工程完全可以绕开古城,既可绕着城北走,也可绕着城南走,利用原本固有的天然河道作为连接线,不知要省去多少工本和劳力?然而主持者却选择了在城内新开连接线工程,尽管会有很大难度,但却富有创意,因为浙东运河从城内通过,对绍兴水城的形成和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意义。

 

城河接运河:构筑起绍兴水城河

 

绍兴是我国第一批 24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国务院批文中明确指出,绍兴是江南水乡风光城市,这样的定位在现有的 100 多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绝无仅有,即使在大运河沿线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既是大自然的慷慨恩赐,也是人为精心加工的结果。

地理环境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城市面言,包括地质的、地貌的、水文的、气的、生物的各种条件,既是构成城市生存的物质基础,更是促使城市发展的自然前提。绍兴城南是被古人称为我国五大镇山之一的会稽山,这里山峦起伏,绿树成荫,孕育了无数的山涧溪流,《水经注》说有 36 源,当代学者考察结果是 43 源。会稽山北麓的绍兴古城及其北部的山会平原,总体地势是南高北低,海拔一般在 5 上下。这些溪流自南而北,流经古和山会平原后注入杭州湾,即古籍记载的所谓后海。到东汉永和五年 140),会稽太守马臻经过周密考察后,带领民工在绍兴城南百步处筑堤围湖,总纳来自会稽山区的 43 源之水为湖。这就是位于绍兴城南、堤长 127 里、面积 300 多平方公里的鉴湖。鉴湖的建成,不仅为地处下游的绍兴水城涵养了丰富水源,也为山会平原的开 发和农田灌溉创造了条件。

2500 年前范蠡建设越都城时,对规划范围内的自然山水给予了原生态保护,其中有高低不一的山丘 9 座南北流向的小河 4 条。这些河流包括位于城东的平水西江、城中的南池江、城西的坡塘江以及在城西擦边而过的娄宫江。前 3 条河流后来都成了水城绍兴的南北向主干河道,其中南池江城内段还成了山阴、会稽两县的分界河,俗称府河,地方志里有时也称运河

这些流经城内的河流具有源短流急的山溪性特点,往往难于蓄水,直接影响了城市用水和下游的农田灌溉。鉴湖的建成虽然使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还不足以构成纵横交错的城市水网。于是疏浚和开挖东西向城河并使之与南北向城河形成网状交织,成了绍兴水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越王句践开辟东郭外山阴故水道和句践小城设酒务桥北水门的情况看,越都城内外当时很可能存在东西向的天然河道,句践辟水道和范蠡设水门或许就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总体地势南高北低的自然格局下,南北向河道一定多于东西向河道。因此,浙东运河穿越绍兴古城、连接西兴运河与山阴故水道,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绍兴水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东半城的稽山河、城中心的府河和西半城的环山河,这 3 条大体平行的南北向主干河道,虽然利用了天然河道,但却为开挖东西横向河道并最终形成纵横交错的城市水网格局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东西横向河道除酒务桥河、投醪河外,按地形地势分析,基本上都属于人工疏浚河道,包括浙东运河城内段。这些东西向河道,除运河东西向穿越全城外,其余都以府河为中心线,属会稽附郭县境内的有 7 条,山阴附郭县境内也是 7 条。有趣的是,会稽城河只通到府河,山阴城河也只通到府河,两县城河没有一条是东西直接对接,完全依靠府河来沟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自南朝陈代从山阴县分设会稽县以后,会稽郡、山阴县、会稽县一向同城而治。有许多迹象表明,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上,基本上都是在上一级行政部门即会稽郡、越州、绍兴府署统率下实行属地管理。换句话说,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都是在郡、州、府统 一领导下,由附郭县山阴县和会稽县各负其责。这是古代行政管理体制在水城建设中的反映。

这些东西向城河(除运河),古人有个形象比喻,称之为七弦水,像是一把琴上的七根弦。清乾隆年间的悔堂老人在《越中杂识》中有如下记载:

府河,在府城中,跨山、会两县界。其纵者,自江桥至南门,北至昌安门;其横者,自都泗门至西郭门。中间支河甚多,皆通舟楫……盖城中有河七,昔人称为七弦水。自通衢至委巷,无不以水环之。

当代清华大学吴良镛先生将它比喻为鱼骨式布局,他说这里的规划建设者把一些较大的纵横河道也留在城内,城内的天然河道加上人工的填掘整理,成为水网系统。而这种水网的组织形式是鱼骨式的,如果将纵向主干河道(如府河)视为鱼骨,又在鱼骨两侧延伸出一条条横向的鱼刺,吴先生认为这是南方水网地区规划的一种有创造意义的形式(吴良镛:《从绍兴城的发展看历史上环境的创造与传统的环境观念见《建筑·城市·人居环境》)。

绍兴水城的形成,首先应当感谢 2500 年前的越大夫范蠡,是他在规划建设时如吴良镛先生所说,将一些较大的纵横河道留在城内,以后又经过人为加工而最终形成水网系统。至于人工填掘整理的有哪几条河,是什么时候完成的,文字记载不多,但《新唐书·地理志》告诉我们,绍兴城里有条新河,为唐元和十年(815)观察孟简开新河 20 世纪 80 年代还在,是一条处于城中府河与城西西小河之间的东西向河道,属山阴县境的七弦水之一。新河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城内其他横向河道此前业已存在?若是,则绍兴水城河网至迟在晚唐以前已经形成。这不但可以从唐代诗人张籍《送朱庆余及第归越》诗中得到证实,诗曰这里是有寺山皆遍,无家水不通(《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四),唯有水城方可出现无家水不通的情景;也可以从地名中得到印证,因为地名往往具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性格,历史在地名中得到沉淀是一种普遍现象。按常规城里有河必有桥,南宋嘉泰《会稽志》记录了当时绍兴城内 99 座桥梁名称,这些飞架于不同河道上的桥梁大多建于晚唐以前,也有一些重建于宋代,可见,所谓新河的含义确实在于

事实上,绍兴水城的形成及其特征向来受历史地理学家们的高度关注,明代王士性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考察后认为:

绍兴城市,一街则有一河……水道如棋局布列,此非天造地设也?或云:“漕渠增一支河月河,动费官币数十万,而当时疏凿之时,何以用得如许民力不竭?”余曰:“不然,此本泽国,其初只漫水,稍有涨成沙洲处则聚居之,故曰菰芦中人。久之,居者或运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沟渎种艺,或浚浦港行舟往来,日久非一时,人众非一力,故河道渐成,砌渐起,桥梁街市渐饰……”(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王士性的研究结果基本反映了绍兴水城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据清光绪十八年(1892)绍兴府城有史以来第一幅用近现代技术测绘的《绍兴府城衢路图》载:在面积8.32 平方公里的古城范围内,共有纵横河道 33 条,加上护城河约 60 公里,河密度达 7.2公里每平方公里;城内又有大小湖池 27 个,河湖面积 37 公顷;城内建有各式桥梁 229座(以石桥为主),桥梁密度为 28 座每平方公里。这就是绍兴水城!

古城连运河:带给一座城市的繁荣

范蠡据四达之地的城市选址思想,实际上就是当代城市地理学中特别强调的城市区位理论。一座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如何是城市选址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从不同空间尺度来考察,是处于局地的、区域的还是具有全局意义的位置?如果从城市与腹地之间的相对位置来衡量,是处于中心位置、重心位置还是门户位置?如果从城市水陆交通线上的位置来比较,是处于端点、交汇点还是枢纽点的位置?等等。所有这些对于一座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前景是至关重要的地理要素,甚至可以说是城市的命脉。

水城绍兴先有范蠡科学的城市选址,后有浙东运河的全线贯通,在传统视阈下的城市区位优势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当两晋时期浙东运河西兴至曹娥江段开通以后,区位优势突现,使这里的经济、社会、文化很快发展起来,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南齐沈约《宋书·孔季恭传论》对运河开通后会稽郡的繁荣景象有以下概括:

自晋氏迁流至大明之际,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稽)土带海傍湖,良田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值)一金,杜(今陕西户县至西安南一带,汉称关中)不能比”。

这种繁荣景象在其他史籍中同样有记载。晋室南渡以后,这里成为司马氏的领地,豪门贵族相继涌入。南朝各代无不视之为三吴奥区(指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和浙东奥区(《梁书》卷二十三),称这里是最繁华的地方。因为物产丰富,这里又成了百度所资,罕不出自(《南齐书》卷四十)的富庶之地。会稽地区也因此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书》卷七十七)的美称。

随着农业、手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老百姓不待贾而足(《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另一方面城乡又有许多人以贾贩为业,甚至穑人去而从商”“末业流而浸广(《宋书》卷五十六)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商业活动空前活跃。他们借助于浙东运河的有利条件,将越地的产品运销外地,又将外地的产品运回越地贩卖。会稽郡城商旅集聚,店肆林立,邸舍相望(《宋书》卷五十七),供商家居住、储货、交易的店栈比比皆是。这里还是钱塘江两岸的绢米交易中心,山阴道上商旅往来”“征货贸粒(《南齐书》卷四十六),应接不暇。遇到灾荒年头,山阴道上更为繁忙,如齐永明六年(488),吴兴无秋(收),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同上)。当时担任西陵(兴)戍主的杜元懿见过往商船如此频繁,建议征收牛埭(牛拖船过埭)税,上书齐武帝:

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计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令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南齐书》卷四十六)。

杜元懿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一年能增收四百万税收足以说明当时浙东运河上物资流量之大。

    隋朝京杭大运河开通,古城迎来了更为广阔的经济社会乃至城市文化发展的空间。越州不仅是浙东七州的政治中心,也是浙东以及东南沿海的经济重镇。物产丰富,商贾辐辏,《隋书·地理志》说:会稽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唐代诗人杜牧在给皇帝起草任命李讷为浙东观察使的文件中更是明确指出: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八)。越中商人从州城出发,沿着大运河挂帆远行,走南闯北,大有浩荡之势。唐玄宗开元初年为山阴县尉的孙逖对当时越商泛舟五湖的经商活动,在《送裴参军充大税使序》中作如下描述:

    会稽郡者,海之西镇,国之东门,都会蕃育,膏肆兼倍,故女有余布而农有余粟。以方志之所宜,供天府之博敛,篚丝苎·金刀,浮江达河……(《全唐文》卷三百十二)

浮江达河,直通京都长安。天宝初年,唐玄宗与群臣前往长安城东长乐坡观看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三百多艘船只挂着各自的郡望牌子,首尾相衔,延绵数十里不绝,其中来自会稽郡的商船达数十艘之多,满载的是铜器、罗、吴绫、绛纱等越地特产,船老大一身大笠子、宽袖衫、芒履的穿着(《旧唐书·韦坚传》)。

在当时全国性的商业大格局中,越州的商人以越商著称,与来自他郡的吴贾、闽商、巴贾、胡贾等形成激烈的竞争态势。越商以丰富优质的地方产品,如越罗、越绫、越瓷等,销售的地域范围很广,上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更是越商必到之地。唐崔元翰在为越州州署所写的《判曹食堂壁记》中说:

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馆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苞篚之委输,固已披四方而盈二都矣。(《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三)

越商收购运销越地名产到全国各地,甚至达到披四方而盈二都的畅销程度,其奋发努力和百般艰辛可想而知。他们长年在外,孤苦伶仃,四处漂泊,在茫茫人海中艰苦奋斗、拼搏商海。他们的辉煌业绩和精神风貌本该得到颂扬,但在的传统社会里,行商始终被人瞧不起,在儒家眼里尤其如此,所以在许多史籍里、作品中,很难找到关于越商的记载。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越商的行踪和傲立商海的形象却屡屡在唐宋诗歌中出现,而且充满激情地歌咏之。如唐代韩愈诗中越商胡贾”“珪璧满船(《送僧澄观》)的富有;张籍笔下年年逐利西复东(《贾客乐》)的辛劳;元稹估客无住宅,有利身则行。出门求伙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估客乐》)的行商生活和经营之道;吴融百尺竿头五两斜,此身何处不为家(《商人》)的颠沛流离;宋代诗人周紫芝锦帆半臂浪花里,越商巴贾争长雄(《观潮示元龙》)的商界弄潮儿;胡祗遹越商巴贾锦帆开,异货奇珍万里来(《题泛海图》)对促进商品流通的贡献,等等。

为什么唐宋诗人无视世俗偏见,敢于用诗歌抒发自己对越商的敬仰与赞美?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这些诗人几乎都与越商有着亲密接触和交往。诗人们向往越州的山水人文,无不希望到此一睹为快。有学者统计,《全唐诗》2200 多名诗人中,有 400 多人到过越州或生活在越州,如李白、杜甫、孟浩然、刘长卿、白居易、元稹、李绅、方干等等,李白四上会稽还被传为佳话。他们都是坐着商船来到越州的,可以说他们最初接触到的便是越州商人。如初唐诗人萧翼,受唐太宗之命到越州寻访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改冠微服至洛阳,随商人船至越州(《全唐文》卷三百一十《兰亭始末记》)。又如唐代越州应天寺希圆和尚附商船避地于甬地,其估客皆越人也,笃重于圆,召居会稽宝林山寺(即应天寺,见《高僧传合集》)。当时越州至上都(长安)行程为 3 530 里,至东都(洛阳)为 2 670 里(《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如果按水上行舟速度规定(《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四十五里),以最快速度从长安到越州,至少得 80 天时间,诗人与越商同吃同住同行,较长时间的相处相伴,促进了互相之间的了解,给诗人提供了极为鲜活的创作素材。如今打开《全唐诗》《全宋诗》无数首靓丽的咏越诗篇为华夏诗词宝库增添了精彩华章。从这个意义上说,运河不仅是古代绍兴的经济流通大动脉,也是促进大江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带给绍兴城的不仅是经济繁荣,同样还有文化的兴旺和繁荣。

入宋以后,绍兴的对内对外经济交流仍然十分活跃,浙东运河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越商的行销范围不断拓展,像湖南湘潭、湖北襄阳、江西九江等,都是越商经常往返的地方,京都汴京更是越商频繁出没、持续供货之地。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对越商在京都市面上的营销活动有以下记载:

      越商海贾,朝盈夕充。乃有犀象贝玉之珍,刀布泉货之通,冠带衣履之巧,鱼盐果蔬之丰,贸迁化居,射利无穷。

    外来商人在绍兴城内的营销活动同样十分红火。嘉泰《会稽志》记录了正月元宵节那天,绍兴开元寺的热闹场面:

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仿佛是盛大的商品交易会,又像是罕见的珍奇好玩博览会。上市商品琳琅满目,都是一些高档消费品,入市交易的商人来自四面八方,还有来自海外的。说明此时的绍兴府城绝非一般府城或县城可比,如果没有便利的水上交通,其繁华景象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对古城绍兴来说,运河不仅是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大平台,也是对外交流的重要渠道。唐宋时期越州佛教的兴盛和水上交通的便捷,给外国来华求法僧特别是高丽、日本僧侣,提供了现实可能,在汉传佛教三论宗、天台宗和密宗传入日本、高丽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日本入唐求法僧的八大家中,最澄、空海、圆珍和圆载等,到天台山求法的同时,也挂褡越州城内进行佛学交流。明清时期外国人来绍兴经商、游览、传教和各种文化交流的进出人员更多。所有这些,虽然都已成为历史,但在绍兴城内的运河两岸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记忆。

在穿城而过,从西郭门至都泗门的十里运河上,跨河而建的桥梁多达 15 座,被南宋嘉泰《会稽志》记载下来的就有光相桥、北海桥、江桥、小江桥、斜桥、长桥、广宁桥等 7座,光相桥、广宁桥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这里虽然是水城绍兴的东西向主干河道,也是城里过往船只最多和最为繁忙的商业街之一,但这里却没有集中建造大码头,而是以踏道、河埠形式出现,随处都有,又随处可以停靠,有一字踏道、元宝踏道和马面踏道等不同形制,两岸都有分布,生活、交通两相方便。作为古城的水上运输干线,两岸当然少不了有仓储之类的设施,而那些曾经使用过的仓储在经历了岁月洗礼之后早已融入地名之中,如迎恩门内有盐仓桥、进仓弄,上大路有大有仓弄,都泗门内有仓弄,此外还有迎接过圣旨的降诏弄和至诏湾,专门停靠和销售大件物品的缸灶弄等等。商业街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沿河的上大路、萧山街和长桥直街等处,当代城市规划设计大师吴良镛先生在深入考察萧山街小江桥河沿的建筑后指出:

这种把河道——街道——街坊划分与建筑群的结合作为系统设计来处理,可视为建筑与环境设计的密切结合的佳例,并且建筑物的平面也是结合特定的河巷条件而变化,例如,往往将厅堂商店的店面面向街道,而将厨房仓库等这类服务性房间面向河道,砌有石阶(绍兴人叫“踏道”-- 笔者注)可下河取水或用船运货物,类如西方近代城市规划中的生活性入口与服务性入口的组织安排等等(吴良镛《从绍兴城的发展看历史上环境的创造与传统的环境观念》)。

大运河穿越田野,穿越城市,奔腾在祖国美丽富饶的大江南北。如果说,穿越田野展示的是人工运河的壮丽与伟岸,那么,穿越古城更多留下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记忆!

 

参考文献:

 

[1]《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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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18]《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19](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全宋笔记第六编(二),大象出版社 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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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屠剑虹《绍兴历史地图考释》,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23] 邱志荣、陈鹏儿《浙东运河史》,(上)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年版。

 [24] 任桂全《绍兴城市史》(先秦至北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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