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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水文化的深厚底蕴

绍兴水文化的深厚底蕴

周魁一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绍兴自古人文汇萃,历史水利工程璀璨夺目。大禹陵、鉴湖、西兴运河、三江闸等不胜枚举,成为绍兴水文化丰厚的历史积垫。在新时期,绍兴又站在国内水文化研究的前列。以笔者所见,已刊者有《绍兴风景园林与水》、《斗门史说》、《绍兴名贤》、《名人说水》等,近又见绍兴县水利水电局主编之《绍兴水利文化丛书》三册书稿,总字数约百万之多,计有陈鹏儿《鉴湖史》、邹志方《绍兴水利诗选》、傅振照《绍兴治水人物》,并要我为《丛书》作序。本人曾初涉绍兴水利史研究于 l990 年,那是应绍兴市水利电力局盛鸿郎局长之约,与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共同举办念鉴湖建成 l850 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其间与各位作者相识。当此系列成果推出之际,勉力为序自是情理中事。  

上述三册有关绍兴水文化的著作,无一例外的都有大禹治水的内容,介绍大禹治水和绍兴的历史渊源。绍兴大禹陵是目前最为宏伟的祭祀大禹的庙宇,历史悠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曾携丞相李斯出行,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当时是否已建有大禹陵庙,史无载,但必有举行盛典和安置碑刻的场所无疑。下至南宋,绍兴先贤陆游曾撰禹庙赋,盛赞大禹治水的历史功绩和师法自然的治水思想。

如何评价大禹事迹?

本世纪二十年代有疑古思潮。大禹治水的传说最完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因此议论也最多。有的怀疑禹治水是否真有其人其事,还有的把禹治水的传说和西方的洪水神话相提并论,认为是凭空想象的神话。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关禹治水的记载颇多。那时,诸子百家的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驳辩是十分激烈的,但在互相指责和互相揭发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谁提出过对古代这件极其轰动的事件的怀疑,而且对洪水发生的时间、规模、主要技术措施、施工时间的长短和主要成就的说法都大体一致。可见那一时期确有一场洪水浩劫,而各氏族的人们在他们的领袖的领导下,总结和发展了先辈的治水经验,用自己的双手和自己制造的劳动工具,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平息了洪水,实现了地平天成的治水理想。

     神话是想像,而传说是以事实为根据。但传说毕竟是传说,并非事事确凿。禹时尚未发明文字,那时人类的杰出活动用传说的形式口口相传。到了文字发明以后,才为后代所追记。禹治水的活动正是这样一种历史传说。既然是传说,自然会有差异,后人的追记也因而会有所夸大;后代其它一些治水活动,也会由于禹治水的成就卓著,而附会到禹的身上;各地区、各氏族治水的成就,大约也因为禹治水的声名远播而包含在一起;甚至把一些自然地理奇观也归为先民的治水功绩。因此,如果我们把大禹的治水活动,理解为从禹以后直到西周治水成就的集合,并以禹为代表,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禹治水与国家的起源或许也有着内在的联系。翦伯赞先生认为大禹处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转变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探究,大禹治水与国家政权的形成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l978 年作者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先秦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及其含又的初步解释》的文章,指出大禹治水完成之后,传说中社会发生了如下重大转变:  

      第一,是由禅让制到世袭制的转变。第二,将国土划分作行政区域。《山海经·海内经》中说: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淮南子·修务训》也说:……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治水后正式划分的州、国与由血缘关系形成的原始公社的氏族部落不同,己经成为一种行政区划。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三,阶级的出现和权力的分配。《国语·郑语》中说: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庶类者也。这勾话是什么意思呢?书昭注解说:单,尽也;庶,众也;品,高下之品也。禹除水灾,使人物高下各得其所。”“使人物高下各得其所,当是等级的划分,这是国家形成的又一个标志。第四,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韩非子·饰邪》)。可见,在长时间的治水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领导机构,领袖人物也以专断代替了民主。自禹之后,世袭制取代了尧、舜、禹的禅让制。这大约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为什么恰好出现在禹治水之后的缘故。若此,大禹治水与奴隶制国家政权的出现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也当是这次治水特别著称的社会原因。

     2005 年在参加绍兴市公祭大禹典礼的同时,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与会同仁赴大禹陵祭祀,撰《禹功之颂》。其词曰:  

     吾祖大禹,治水兴邦,肇始于西蜀岷山,毕功于会稽钱塘。平水土,江淮河汉得安澜;定九州,华夏文明绵祚长。伟哉大禹,万世景仰。

      今我同仁,拜谒先祖。悟其治水真谛,因势利导,天地人和;踵其道德品格,忘我无私,求实负责。稽山苍苍,鉴水泱泱,禹之精神,日月同光。

    在公祭同时还由市政协张伟波副主席主持举办绍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作者在在公祭同时还由市政协张伟波副主席主持举办绍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作者在学术报告中说到,会稽称谓的起源或与大禹治水有关,其间引用《史记·夏本纪》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刘宋裴骃《史记集解》依据《皇览》注解说:禹塚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在县南,去县七里。《越传》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稽,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可见会和稽二字原本均为动词,会即大会诸侯,稽乃研究讨论大禹及各路诸侯治水功绩。会与稽相合,是为绍兴史称会稽的来源。其后又应邱志荣先生之邀为绍兴运河园撰写联句,其上联曰来风来云来际来会稽禹功,是说各方贤达齐聚绍兴讨论大禹治水功绩。将会与稽上下联属,其意即本于此。关于会稽称谓的来源还有其它说法,于此聊备一说待考。

我们现在讨论大禹治水和绍兴市名的由来,显现出文化传统的强大力量和对历史我们现在讨论大禹治水和绍兴市名的由来,显现出文化传统的强大力量和对历史的尊重。对比现今某些文化发达地区的轻易更名,将悠久文化从属于当下功利,引为笑谈,由此也可见文化研究价值之一斑。《绍兴水利文化丛书》的出版适逢其会。其中《绍兴治水人物》共得史载有据者百数十人,叙述精到;《绍兴水利诗选》也选录春秋至近代绍兴水利诗歌 156 首,洋洋洒洒。绍兴悠久的水利历史和繁荣的文化由此愈加彰显。说起绍兴水利文化就不能不说到鉴湖。《绍兴水利文化丛书》中之《鉴湖史》,对鉴湖 1800 多年历史及鉴湖形成的地理基础和早期的水利文明,条分缕细地加以说明。又参以志书笔法,介绍了与鉴湖有关的重要名胜古迹,并选择古今中外有关鉴湖的重要著述进行注释和评介,有益于鉴湖文化的传承。

     对鉴湖历史,作者也曾涉猎,例如在 1990 年提出的古代鉴湖的历史演变及其经验教训一文曾获学界关注,它是历史模型方法的一次实践。  

   什么是历史模型?其概念可以简单表述如下:地学问题(例如鉴湖水利问题)往往是一个多因素的动态的复杂系统。历史是前人的实践,这种实践所显示的是综合了自然与人为各种影响因素的最终结果,因而有可能被作为参证对象。又由于历史上自然力的作用和人为的干预是客观发生过的事情,因此,历史的参证一般还具有相当可靠性和生动的说服力。可以认为,对于了解江河、湖泊以及相关的水利问题的演进和经验教训,从历史角度探讨区域永利的特点和规律,展望其发展趋势,是寻求解决历史以至当代地学问题答案的重要途径。比照已被技术领域广泛应用的多种模型力法,我们将其称之为历史模型历史模型既不同于缩小比尺的物理模型,又不同于建立在数学关系上的以思维形式体现的数学模型,而是以历史原型及其演变为实物基础所构建的概念模型。  

古鉴湖显著的水利功能和对生态环境的良好影响是确凿的,史无异议的。但对古鉴湖废毁的原因今人却其说不一。一说主要是封建政府和地主豪绅的人为破坏,贻害昭著;一说湖体业已自然淤积,围湖是必然结果,因势利导。究竞孰是孰非?这里提出的问题,就可以通过历史模型寻求答案。

历史的鉴湖本身就是一个时间和空间比尺都是 1:1 的模型。加之其上的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因素是模型实验条件。在鉴湖演进的边界条件中,有自然地理演变与人为动因等多重因紧,鉴湖废毁究竟是在自然淤积基础上的合理围垦,抑或是当时官僚地主破坏水利的野蛮行径?只是进行推测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依据当时的事实给出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如果缺乏定量依据的支持,笼统地描述并不足以暴露问题的实质,说服力将大打折扣。因此建立量化的历史模型就成为解决分歧的关键。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对鉴湖围垦前后的蓄水容积进行量化。绍兴地区文化发达,鉴湖十分著称,其废毁是件大事,因此在围湖及其利弊问题上争论激烈,有当时当事人详细的文献记录,为研究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古时鉴湖分作相互贯通的东西两个水面,作者从宋代文献中检索到,其时东西鉴湖分别设有水尺,并有水深记录,以为蓄泄依据。不过水尺的设置不同,位置也有过变动。水尺读数有季节差异,若直接用以估算围垦前的湖水容积将产生较大误差,而必须对读数的代表性进行合理的修正,这是解决问题的锁钥。计算得出鉴湖被围垦前全湖库容约为 2.1 亿立方米,而围垦后则仅剩 0.4 亿立方米。这与盛鸿郎、邱志荣依据考古和地质资料平行进行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而目前鉴湖集水面积上的水库、湖泊、陂塘的蓄水总量只有 1.12 亿立方米,与围垦前的 2.1 亿立方米相比较,足以说明鉴湖废毁前仍有足够的调蓄能力,鉴湖废于自然淤积的说法不能成立。

结论也曾不乏质疑。质疑之一:对于所得出的鉴湖围垦的主要原因是当年人为废毁堤闸泄水所致,或是作者的一面之词,必须给出验证方才可信。其实绍熙五年(1194)为保证宋孝宗灵柩十一月经由西兴运河南运,而于当年九月恢复鉴湖原有斗门堰闸,重新利用鉴湖蓄水并完成了运输任务的事实本身,无疑就是对历史模型结论的验证。质疑之二:将结论归于封建特权行为似可商榷,因为其间正逢金人南侵,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激化了人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所发生的以废湖获取耕地的行为似不必苛责。作者曾就此回应说,废湖主要是在北宋年间,对于废湖的原因和所采取的措施,当时人都有确论,毋需作公说婆说之争。

     历史模型方法是打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畛域的一种途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哲学条说: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不同的态度都有正确而重要的方面,但是这两种极端都引起了可能是难以克服的困雅。所以大多数科学哲学家的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就是要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找到一条可以接受的中间道路,从面可以对理论的经验基础和理论的内部组织作出适当的处理。历史模型似可看作是一条把理论的经验基础(历史)和理论的内部组织(当代科学)联系起来的桥梁。

科学史讨论的是科学的历史,是过去的东西,但过去和现在是相通的,现在也必将成为历史,可见历史绝不是陈旧的代名词,不是木乃伊。由于本质上与现在相通,我们把历史真相发掘出来,将其精神彰显出来,历史就是鲜活的。而只有被激活的历史,才是更生动,更富于现实意又,融入现代生活并为人们喜闻乐道。

基于对鉴湖兴废的论证,文章又作进一步引申,鉴湖围垦后得到了湖区的土地,但却失去了调蓄水资源的湖泊。围垦后 100 年比围垦前的 100 年本区水旱灾害分别增加了 4 倍和 11 倍,破坏了生态环境,所失远大于所得。可见鉴湖的围垦是人们追求眼前利益的一种短见行为,是违背自然规律并遭到自然报复的一个例证。作者由此在文章提要中指出:人类克服不利的生存环境所做的种种努力是积极的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审慎地保护和顺应自然,深刻和广泛地理解自然规律,以谋求与自然的和谐并在和谐中求得共同的发展。此后和谐论逐渐成为共识。如何评价这一理念的价值? 1999 年水利部部长指出,水利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特别是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提出,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因此,今后要坚持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作为指导各项水利工作的核心理念(参见汪恕诚《资源水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修订版第 206 页),和作者的认识相通。

近代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增强了,战胜自然的信心增大了,以致谋求人定胜天。今人力量无疑超出古人千百倍,但是比起自然力来说,从总体上来看,人类的力量还是渺小的,所能做到的还是有限的。即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自然的巨大支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是从属于自然界的。人们在自身的发展中不仅要约束本身的繁殖,克服和改造不利的自然条件,同时,也应注意审慎地保护和顺应自然,要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以谋求与自然的和谐,并在和谐中求得共同的发展。

《绍兴水利文化丛书》出版在即,谨致祝贺。由此引发了作者的兴致,说了上面一些话,谨以为序。

(此文系《绍兴水利文化丛书》)的序言之一,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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