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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历代先贤对大禹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何信恩

(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

摘要:本文从禹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禹与绍兴的密切关系、大禹精神在历代乡贤身上的体现等诸多层面论述了弘扬大禹精神的现实意义。

大禹(姒文命)是我国上古时期伟大的治水英雄,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4200多年来,大禹在中国老百姓中间传颂之广、影响之大,实不亚于炎黄二帝。但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而是深入民间、脚踏实地、与民同甘共苦的氏族领袖。在大禹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

大禹与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里是他的治水毕功之地。

这里是他的身后埋葬之地,也是他唯一的陵寝之地。

这里是历代对禹的祭祀之地。绍兴民间把农历三月初五作为禹的生日,迎神赛社活动十分盛大。

这里也是禹迹遗留最多之地。

大禹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之广。从内涵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忧国忧民,仁德爱民的精神;

二是胼手胝足,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是以身作则,公而忘私的精神;

四是造福于民,民主礼让的精神;

五是尊重自然,因势利导的精神。

千百年来,大禹精神始终影响着绍兴历史的发展,并成为绍兴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许多杰出的乡贤和仁人志士,就是从大禹身上汲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成为流芳百世的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楷模。从春秋时期的越王句践和他的辅佐大臣文种、范蠡,乃至为国牺牲的美女西施,到汉代的王充,晋代的谢安,宋代的陆游,元代的王冕,明代的徐渭、王阳明、王思任、刘宗周、祁彪佳,清代的黄宗羲、章学诚、葛云飞、秋瑾、陶成章、徐锡麟,一直到近现代的蔡元培、鲁迅、周恩来等都是在大禹精神的激励下成为爱国志士的。

大禹忧国爱民、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的精神在句践君臣身上演变为忍辱负重、苦身勠力的精神,卧薪尝胆、克己自责的精神和发愤图强、生聚教训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句践为后人所推崇的不是他的霸业,而是他的“精神”。《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称其有“禹之遗烈”。

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身上,具有为追求和捍卫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和自甘寂寞、不图名利的自强不息精神,因而能在“贫无供养”的情况下,仍然勤奋著述,追求“声与日月并彰”“文与扬雄为双”,终于完成了一代名作《论衡》。

同样,东晋谢安的“东山再起”,以弱胜强;元代农家子弟王冕通过自身的苦学,终成通儒;终年穷困潦倒,一生不幸缠身的徐渭,通过自己的艰苦摸索与奋斗,终于在书画、诗文、戏曲等多方面取得了极其卓著的成就,成为明代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他们都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典范。

在中国历史上,不少从官位上退下来的人,不少的高才俊士,都认为应当抱瓮灌园,终此一生。至于国家大事,由别人顶着,万一顶不住,再来热衷世务也不迟,但陆游即使身处逆境之中,也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建功立业,这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敢于担当精神。

晚明是知识分子自我觉醒的时代,王思任生前十分佩服乡贤徐渭(文长)不爱财、不畏死、,不喜名利、视富贵若浮云的人格与骨气。而王思任本人的一句名言“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更是越中人文精神的生动写照。

王阳明心学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在于冲破了中国的“不撄之治”。所谓“不撄之治”,指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界那种不接触人心、人情、人欲而治学的倾向,而这种“不撄之治”的倾向是鲁迅发现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

蕺山学派鼻祖刘宗周,其理学虽源自王阳明的心学,但他反对有人对王学唯敬是从的迷信态度,认为后人对前学有突破创新的权利,而无亦步亦趋的义务。于是,“先生新建(王阳明)之学凡三变:始而疑问,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子刘子行述》),激浊扬清,破旧立新,开了批判性总结王学的先河,因而“王门下唯蕺山一派独盛”(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大禹大胆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也在越人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尤其表现在文艺创作上那种不拟古人、不傍门户、不媚流俗、不涉荒诞、尊重自我、天马行空、奋笔状世的思想境界。

王羲之创造了“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体,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陆游成了南宋一代诗宗,杨维桢独创“铁崖诗体”,徐文长创建了青藤画派,张岱的散文自成一体,赵之谦的篆刻独步艺苑……在思想理论上,王充的“求实诚”“疾虚妄”,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陆游的“功夫在诗外”,杨维桢的“诗本性情”观,徐渭的“顺心说”,祁彪佳的“注重气格”说,张岱的“物性自随”说和赵之谦的“野拙”等等,在当时的文艺、思想领域都具有启蒙的意义。而方志学泰斗章学诚则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

绍兴既以历史文化名城名闻于天下,又以素有优秀革命传统著称,自古以来,时有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勇于冲锋陷阵,敢于为民请命、为国牺牲的脊梁式人物。有志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体制的;也有拼死疆场,反抗外来侵略的。近代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和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而闻名于史的辛亥“三杰”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比起同时代的革命党人来,徐锡麟更富有临危不惧、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而“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拼将十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则是对秋瑾精神的最好写照。在光复会诸领袖中,陶成章是个实干家。除了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外,陶成章精神主要体现在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和克己奉公的崇高风范。

光复会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蔡元培除了以翰林之身毫不犹豫地走上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的大无畏精神之外,更以他那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而被誉为“人世楷模”。

《故事新编》是鲁迅最后的创新之作,其中有5篇写于他生命的最后时期。《理水》写于1935年11月,对大禹治水的故事,鲁迅从小耳熟能详。在鲁迅心目中,“大禹”属于“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精神典范,透过对大禹“黑瘦的面貌”和“结满老茧的脚底”的特写,读者可以体会到禹在治水中的艰难困苦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意志力。在这篇小说中,鲁迅还辛辣地讽刺了一群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他们无视洪水滔天的灾难,自命清高而又无济于事。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

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在1939年抗日烽火故乡行中,对绍兴的父老说:“大禹在人类向大自然作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在科学萌芽的时代,能同大自然作战是不容易的。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没有学好大禹治水这一课,他们只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人民的反抗。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同年4月2日,他又在《东南时报》上发表文章,强调“绍地民族精神之史略,如大禹与越王句践之耐苦奋斗意志,均足以资模仿”。在开国总理周恩来的身上,处处时时事事体现出那种以济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精神,严以律己、廉洁自律的精神,实事求是、因势利导的精神,知人善任、尚贤使能的精神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而这种种精神,与大禹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大禹治水不仅对绍兴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历代水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治水的能吏。他们不仅用大禹精神来激励自己征服自然、防御水灾的勇气,而且也继承和发扬了大禹疏导为主、障堵为辅的治水方略。如东汉会稽太守马臻在山会平原上兴筑鉴湖;东晋会稽内史贺循开凿西兴运河;唐代越州刺史元稹兴民筑塘;明代绍兴知府戴琥整治河道,知府汤绍恩修建三江闸,诸暨知县刘光复创立古代的“河长制”;清代绍兴知府俞卿整修绍兴海塘等等,都是在大禹治水精神的熏陶下涌现出来的致力于水利事业、造福于民的名宦与功臣。

今天,在举国上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弘扬大禹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天下为公、敢于担当、敢作敢为的责任意识;攻坚克难、因势利导、顺势而行、乘势而上的科学态度;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踏实肯干、开拓进取的实干精神,都是大禹精神之精华所在。我们深信:大禹精神所代表的中华人文精神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化为建设国家、造福人民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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