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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水城的发展历程

屠剑虹

(绍兴市城建档案馆)


摘要绍兴水城,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小桥流水,山水掩映,是一座珍异逾常的寰宇遗产。绍兴水城矗立于大禹治水传说起源地的越中大地,自春秋越国范蠡始创以来,历两汉、六朝、唐宋、元明清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建城历史。它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绍兴发展史的典型代表。研究其发展历程,对于探求绍兴水城发展规律和重建绍兴水城,具有重要意义。


绍兴是一座具有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是国务院公布的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在历史上更是一座独具魅力,享有盛名的水城,绍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治水的历史。绍兴水城格局的形成,是与绍兴的地理环境、水势流向、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因素有关,是历史的凝聚、社会的积淀,更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回顾绍兴水城的发展历程,既有助于我们了解绍兴的过去,学习先贤建设水城的智慧和经验,也有助于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面对未来,坚定对重建绍兴水城的信心和决心。

一、大禹治水,远古传说流传于此

大约在距今1万5千年前,中国大陆的东部海岸较之现今海岸要偏东600公里,也就是说,今天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舟山群岛当时曾连成一片。由于发生了晚更新世以来的最后一次卷转虫海侵,海面逐步上升,海水向大陆倒灌。到了距今8000年前,海侵发展到今海面-5米的位置上,那时的舟山丘陵早已和大陆分离成为群岛。随着海侵的不断发展,大陆土地面积不断缩小,宁绍平原的环境也逐步恶化,当时由于尚无海塘的阻遏,一日两度的咸潮,土壤迅速盐渍化,使粮食从减产直到没有收成。卷转虫海侵,迫使这一地区的原始居民,向内陆和海洋两个方向迁徙,而向内陆迁移的其中一支,就是由北向南逐渐向会稽、四明山区迁徙。距今7000-53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是越族在宁绍平原繁衍生息的晚期的文化,是越族从平原进入山区以前的最后一批聚落之一。卷转虫海侵在距今6000年前达到高峰,宁绍平原成为一片浅海,于越部族的祖先们只能在会稽、四明山区一带从事“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山居生活。

水逆行,海侵大陆,洪水怀山襄陵,五谷不登。先民们与滔滔洪水相抗衡中得以艰难生存。他们站在山顶上,望着昔日富饶的平原已成为一片汪洋,多么渴望能有一位神灵来帮助驱退洪水,让他们重返家园。

距今4000多年前,这样的一位神灵终于出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大禹。为根治洪水之害,大禹奉舜帝之命治水,大禹治水,其实就是治理海侵之后仍然没有消退的水患。大禹的父亲鲧也曾经奉尧帝之命担任过治水的任务,但他只是简单地采用水来土掩的方法,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溻了提坝,水灾更加严重。鲧化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反而因治水不力被舜帝流放死于外地。大禹接受了其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他率领民众疏江导河,治理水患,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胼手胝足,栉风沐雨,冠挂不顾,履遗不蹑,躬亲治水,归九流入海,终于“地平天成”,百姓安居,不愧是一位把人民从洪水浩劫中拯救出来的治水英雄。

大禹科学求真,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躬身为民的高尚品格受到了人们的爱戴和敬仰。舜死后,大禹被诸侯拥戴即天子位,成为夏代的开国始祖。禹即天子位后,三年治绩甚佳,五年政局安定。十年,向东巡视,归还大越,登茅山,朝见群臣,四方诸侯齐齐来会。禹为标志茅山大会计治国之道这一盛会,更称茅山曰会稽。禹在朝群臣、会诸侯之后未久,寿终正寝,葬于会稽山。

大禹死后,由其子启继承王位。从夏启开始每年都派使使越地祭禹。到大禹六世孙少康时,帝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无余于会稽,以祭禹于越。《水经注.浙江水》曰:“夏后少康封少子无抒(无抒即无余)以奉禹祠为越,世历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卒,句践称王,都于会稽。”

大禹明德与天齐,历代祭禹不绝。大禹精神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奉祀大禹,华夏同心。公祭大禹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在大禹陵举办公祭大禹的活动。

二、卧薪尝胆,越王句践立城建都

海水北退后,越部族居民逐渐从山深林密的会稽山地向水土资源丰富的山麓冲积扇移动。海平面的下降,只是在山海之间露出了一片泥泞沼泽之地。越地仍然受到“一日两度的潮汐,使这片沼泽土地斥卤,利用十分困难。”[1]齐国名相管仲描述越地的环境是“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2]《越绝书》描述“越中地属海隅,南至山,北临海。地势南高而北下,江流溪源大注,海潮怒激,江与海相通,吐纳无节,本天然一泽国耳。”[3]这段话正是对当时地理环境与自然水系的生动概括。面对湖沼遍布,洪潮频袭的恶劣环境,春秋越国在山一原一海的不同地形上,兴建水利设施,改变穷山恶水。只是这种水利设施的兴建,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是经过越族几代人的努力而不断完善的。

历史进入到了春秋时期,于越已成为春秋列国之一。春秋中期,越国与其北部的邻族吴国,为谋求霸权,常常兵戎相见,发生过多次战争。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子句践即位,他在即位的第一年,就在一次边界战争中,击败吴军,使吴王阖闾负伤而死。同时,句践又把越国都城从会稽山地迁到平阳,以图进一步发展。公元前494年,句践为先发制人,不听大夫范螽劝告,举兵伐吴。吴王夫差听到消息后,率精锐之兵迎战越军,双方鏖战于夫椒,结果越军惨遭失败,被吴军追而围困在会稽山腹地。迫使越王句践忍辱求和,入质吴国。三年后,句践被释放回国,句践在返国当年即怀着灭吴雪耻、重振霸业之志,着手立城建都,大夫范蠡受命选址。

越地素称水乡泽国,城市之设,应择高耸之地,以防洪水之患,又具水网四布,有给水、泄水之便。在今绍兴城内,当时有被冲积层土所围的大小孤丘达九处之多,其中最高的卧龙山(又名重山)76米,蕺山52米,怪山32米,构成三足鼎峙之势,其余孤丘均在二三十米间。于越居民已在这些孤丘周围建立了许多聚落。在区域内,城的东面有东小江,西有西小江,东北面是后海,南面是连绵的会稽山脉。在区域内,树木茂盛,燃料充足,不仅东、西两侧大江与内河外海相通,而且南北向自然河流及湖泊还为建城提供了充沛的水资源。范蠡认为在此地建城符合“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立霸王之业”[4]的战略思想,于是以卧龙山为屏障,在其东南麓建筑小城,“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5]小城建成后,出于城市发展需要和防御目的,“范蠡又在小城的东南建筑了城周大于小城10倍的大城,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筑北面……今传谓缺西北。[6]《吴越春秋》云:之蠡城。陆门三,水门三,”“外廓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7]“以方位案之,越大城在怪山之东南,越小城在重山之南,大城小城各为一城,中隔怪山,不相属也。”[8]小城和大城一改夏、商时期“内城外廓”的城廓布局,而采用了“西城东廓”之布局,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采用的城市格局。这种布局依然体现了“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传统城制。当时越王句践的宫室就建于小城之内,实际上小城是于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大城则是于越的经济中心和生产基地。范蠡在修筑大城时,虽在面向吴国的西北向不筑城墙,以示“臣服”之意,但实质对吴国高度戒备,在重山顶上建筑的飞翼楼,即是一座军事了望台,可密切注意吴国的军事行动。当时,越王句践要实现灭吴雪耻的战略目标,只能采用外松内紧的策略。在建城立廓的同时,越人根据通航、蓄水排涝、灌溉挡潮、生产生活等各种需要,在城内或利用天然河道或顺地形水势开凿人工河道,并与外河湖海相通。句践小城的“水门一”和山阴大城所设的“水门三”即是当时进出城内外的水上交通关隘口,小城和大城均有护城河。城内的河网亦在此时逐步得到了完善。今日所称的南北向府河,是自然形成的河流,在当时极有可能已成为了越大城中的一条主河道。

句践在建立都城的同时,又接受了大夫计倪“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谨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9]的建议,实施了一批水利工程,时在平原地区已筑有吴塘、练塘、石塘、苦竹塘、山阴故水道、富中大塘等水利设施。尤其是山阴故水道,作为文献记载最早的一条运河,沟通了越国都城与冶炼、军工基地的“练塘”和作为粮食生产基地“富中大塘”之间的水上联系,使越国的国力得以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越国所筑的水利设施是局部性的、零星分散的,工程规格也不统一,山会平原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潮汐和山洪的威胁之下。遇水则涝,遇旱成灾的状况极为普遍。而越之建筑也根据自然环境,建造高于地面而架空的干栏式房屋,以起到防水、防兽和干燥通风的作用。随着社会和生产的发展,以及文化环境发生的变化,春秋越国时期的建筑与其他诸侯国的建筑一样,多有高台之记录。虽然“此期建筑样式之资料,仅有少数器皿上所画之建筑物可供参考”,[10]但根据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考证,“在此时期,建筑技术之发达至若何成熟水准。”[11]这些高台榭之建筑,一直影响到“后代之基本结构”。[12]

越王句践不忘国耻,时时戒惕。为不使自己贪图享乐,他不敢过安逸生活,躬行节俭。每天吃的是粗粮,穿的是粗布,甚至不看歌舞、不听音乐,与百姓同劳动,亲自参加耕作。晚上睡在柴薪上,把苦胆悬挂在小屋里,每次进出都要用舌头舔尝苦味,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会稽之耻,这就是“卧薪尝胆”的因由。他励精图治,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难过程,终于使越国达到了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人民殷富、国力强盛的局面。公元前473年,句践起兵伐吴,越国人民扶老携幼,为亲人出征送行,为激励士气,句践将酒倒入河中,用箪舀起河水一饮而尽,数万士兵承流共饮,战气百倍。由此也使“投醪出征”的故事和投醪河的地名流传至今。

越王句践对国都大越城的修筑以及对河网水系的整治和堤塘的建造,为今日绍兴水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胆剑精神,更一直是激励越地后人图强奋进的精神支柱,构成了今日绍兴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千古伟业,东汉马臻创筑鉴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南地区建立了会稽郡,越族古都仍名大越。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年210年),秦始皇东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秦始皇发现这里越人势力还很强大,为清除越部族的政治影响,时改大越为山阴,同时采取大移民的办法,把越地的居民强迫迁移到浙西和皖南地区,同时把各地的罪犯迁徙到大越,以改变这个地区的民族结构。由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扼制越国东山再起的措施,使山阴县人口大减,城市发展处于停滞阶段。人民依然受着江海水潦之害。

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受北方战乱的影响,山阴县的发展依然缓慢。城市建设非但没有长进,反而任其自毁,到王莽“始建国时(公元9-13),蠡城尽。”[13]人口逃亡殆尽山阴的城市建设遭到了大挫折。

东汉永建四年(129),析会稽郡浙江以北地为吴郡,以南地仍称会稽郡,郡治在山阴(今绍兴城)。东汉永和五年(140),马臻出任会稽太守。马臻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农田水利作详尽考察。绍兴的地势南部高,北部低,南部群山连绵,北部濒海,中间是低洼的平原。下大雨时,南部会稽山脉的三十六源之水奔泻流入平原;北部的海潮怒激倒灌亦涌入低洼地,顿时平原农田一片汪洋,房舍被淹,老百姓流离失所,饿殁之人不计其数。汛期过后,平原一片泥泞沼泽,土地斥卤。齐国名相管仲曾经描述越国的环境是“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时隔600余年后,马臻看到的越地依然是这种恶劣的环境。

为了改变这种穷山恶水的面貌,马臻将实地考察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仔细分析研究。他呕心沥血,谋划制订了总纳会稽山阴三十六源之水为湖的宏伟规划。他发动民众,以工代赈,主持修建了鉴湖。鉴湖以郡城为中心筑堤,分东西二湖。从今五云门东至曹娥江筑成72里的长堤,属东湖;从今常禧门(旱偏门)至钱清江长55里的长堤,属西湖。堤总长127里。湖之南界为会稽山麓。湖呈东西走向,狭长形,宽度不等,面积206平方公里。在郡城东南,今稽山门至禹陵筑一条6里长驿道,作为东、西二湖之分界。

鉴湖湖面高于平原一丈左右,平原又高于海一丈左右,构成两级水位差,有利于灌溉和排涝。在湖与平原及平原与海的相接处筑有堤坝,堤坝上有斗门、闸、涵、阴沟等水利设施,全盛时共76处。《水经注》称沿湖开水门69所,可根据需要作调节和控制启闭,如果遇干旱,就放湖中之水入田;如果遇水涝,就将田中之水排入海,从根本上改变了区域天然河流无节制散漫北流的水系态势,大大降低了山阴境内的旱涝灾害。鉴湖水利工程是我国江南最古老的大型蓄水工程,是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

鉴湖的筑成,使曹娥江以西9000余顷土地免除洪水威胁,排除了咸潮,蓄积了淡水,得灌溉之利。平原河湖的水质逐渐净化,对山会两地的农业、水产、航运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山会平原由“泥泞沼泽之地”变成“鱼米之乡”。鉴湖的筑成还极大地优化和美化了绍兴的自然环境,由此呈现出了“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秀美风光。鉴湖水还将越地人“愚疾而垢”的面貌滋润得清灵脱俗,“镜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真是水美、景美、人更美。鉴湖的创建,除了带给山会平原此后千余年旱涝保收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外,还促进了绍兴酿酒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绍兴经济与文化的繁荣。

鉴湖的围筑,也推进了绍兴城市建设的发展。由于会稽郡城的东、南、西三面沿湖,鉴湖水系又直接影响了绍兴水城平面轮廓的成形。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建设者是顺地形和水势走向来规划城市的规模以及城墙与护城河的位置,疏浚河道,使城市供水与排水自如。与此同时,随着石料开采量的不断增大,绍兴城内外石桥建筑逐渐增多,石拱桥亦应运而生。石料的运用,不仅延长了桥梁的使用寿命,而且也使桥梁形状逐渐多姿。如当时已有竹园桥、钟离桥、覆盆桥、仰盆桥、汲水桥等桥名留存,这些桥名都与汉代时期的绍兴名人有关,是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臻筑鉴湖,淹没了一些豪绅的冢宅,土豪们假借死人之名联名具状,诬告马臻,使马臻被朝廷处以极刑。越地百姓思念马臻之功,赶赴洛阳,将其遗骸运回山阴,葬在鉴湖之边,并建墓立祠,唐元和九年(814)重修,又建马太守庙,保留至今。

马臻筑鉴湖,体现了他远见卓识的智慧,不畏权贵的勇气,迎难而上的决心和一心为民的美德,值得我们永远敬重。时至今天,在“五水共治”、“重构重建”的工作中,我们依然需要以“马臻精神”来鞭策和激励学习先贤精神,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共圆绍兴水城梦。

四、晋代运河,造就绍兴辉煌历史

鉴湖的修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会稽郡城的建设得以恢复,而会稽郡城的地位也因此而得以提高。三国时,会稽郡属吴国。孙策、孙权先后自领会稽太守,这也说明了当时会稽地位的重要。为了与魏、蜀相抗衡,加强军事防御,吴大帝孙权于赤乌三年(240)下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作为会稽郡城,在此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修建是势所必然的。

晋永嘉元年(307),会稽内史贺循疏凿西兴运河,沟通郡城与西陵(今杭州西兴)的航道,北过钱塘江,可达建康。其后,又有经鉴湖,过东小江,低达今宁波的航线,总称为浙东运河。运河开凿之初,首先是为了山会平原西部农田的灌溉需要,随着钱塘江和曹娥江两条河流的沟通,鉴湖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山会平原形成了一片纵横交错、稠密有序之河湖网。运河作为航运的主要功能随之发挥并不断扩大。千百年来,运河为绍兴带来了商贸繁荣,促进了经济发展,增进了文化交流,辉煌了人文历史。闻名天下的浙东海上丝绸之路,也是经由这条古水道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一直到今天,运河依然发挥着它的独特功能。

运河西从东郭门入城,再向东,过郡城都泗门进入鉴湖,这条穿城而过的运河,沟通了众多小河的四通八达,为郡城带来了勃勃生机,成了古城中的一条黄金水道。至东晋,会稽呈现出殷实繁荣的景象。“民户三万,号为天下繁剧”。这里的湖光山色,膏腴土地,吸引了许多文人学士和北方望族争相定居郡中,以致晋元帝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赞叹。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其他名士谢安、谢万等共42人到天柱山下鉴湖湖口的兰亭聚会,临流泛觞,赋诗抒怀。王羲之在此写下了325字的兰亭诗序,世称《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亦因此而著名,成为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名胜古迹和历代书法家的朝圣之地。

东晋时期,绍兴的文化繁荣兴盛,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佛寺日益增多,不少官吏、富商将自己的住宅献出来作为寺院,被称为“舍宅为寺”,以满足佛事活动的需求。如:王羲之舍宅建戒珠寺;许询舍宅建大能仁寺;沈勋舍宅建光相寺;王献之舍宅建云门寺;郭伟舍宅建禹迹寺等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会稽一度成为我国江南佛教传播的中心。而城市建设也有所建树,城内增浚了数条东西向的河道,桥梁得到了发展,如:光相桥、题扇桥、谢公桥等桥梁,都是建于晋代并经历代修建后一直保存至今。

南朝永定年间(557~559),因人口增长,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会稽郡辖下的山阴县析为山阴、会稽两县,以府河为分界线,西部为山阴县,东部为会稽县,古城又为会稽郡治所。从此这种一城三治所的格局沿袭了上千年之久。

五、隋、唐建设,盛现越州繁华景象

隋统一南北朝以后,会稽郡先后改名为吴州、越州,为开国功臣越国公杨素的封地。

隋开皇十年(590),江南豪族因不满隋朝制定的损害其利益的政策,纷纷起兵反隋。越州高智慧,婺州汪文进等都僭称天子。隋文帝杨坚命隋将杨素入浙平定高智慧等叛乱。杨素平乱后被封为越国公,驻守会稽郡城。为加强军事守备,越国公杨素于第二年修筑了子城和罗城。子城周十里,设陆门四,水门一。西北两面都以卧龙山为城,不设壕堑。子城在今天古城中的地理范围,大致在南至鲁迅西路,东至府东河,西北两面至卧龙山山脊线。陆门四,为镇东门、秦望门、酒务桥门、常禧门;水门一,为酒务桥门。子城实际上是对句践小城向南作了扩建。罗城周二十四里二百五十步。有城门九座,其中水门六座(迎恩门和三江门为水陆兼具)。这次筑城,从城门的位置分析,罗城是在原山阴大城的基础上向南和西、北三个方向作了扩展。东南城墙向鉴湖堤埂靠近,并向北延伸至蕺山东麓,折西,连北海池,南折至卧龙山西麓,达于常禧门,大致与今日城中的环城马路相当。这里我们要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罗城只筑城墙,但尚未形成护城河。因为当时郡城东南西三面皆沿湖,城垣主要依靠鉴湖之堑而不设城壕。为防鉴湖水侵入城内,沿湖设置堤埂,在城墙与鉴湖堤埂之间留有一条约百余步的开阔防洪地。作为城市内外的结合部,都是根据鉴湖水系流向而因河设门的。引入城内之水通过都赐、东郭、殖利、水偏门四水门与鉴湖埭堰相通。迎恩门通运河,三江门主要排城内河网之水以入海。城市向北扩建后,只筑城墙,不设壕堑。

唐代,鉴湖进入全盛时期,由此推动了北部平原的进一步开发,农业旱涝保收,丝绸、造纸、瓷器、雕版印刷等手工业更是兴旺发达,越州的经济和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等,曾泛舟鉴湖,留下了许多绚丽诗篇,“浙东唐诗之路”亦由此而发轫。越州呈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之气象。

由于鉴湖以北平原与后海相连,因此,海水仍然通过潮汐河流,造成田地的斥卤。唐垂拱二年(686)、唐开元十年(722),先后修筑了山、会海塘,对山会平原的拒咸蓄淡和改善农田水利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运河运输繁忙,且大型船只较多,为加快航运速度,唐元和十年(815),观察使孟简顺运河建造了纤道,其主要作用为纤夫拉纤用,也可用于大风大浪时船只的避风。纤道还根据通航需要,间隔里许建有高低错落的拱桥或梁桥。纤道是唐代杰作的建设工程,至今还保存着太平桥至湖塘板桥一带运河上的两段,共计880米左右。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与此同时,根据生活所需,在城内开拓了一条新河(西接西小河,东通府河),进一步促进了沿岸商贸的发展。唐大和六年(832)观察使陆亘重浚箪醪河。

绍兴城市不仅水网格局更为完整,且建筑宏敞,其中以建在府山上的州衙等建筑为最。道观寺院等建筑亦成为城市中的胜景。越州的城市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越州依然是闻名江南的大都市。在唐中期以前,临安的城市地位尚不能与越州相比。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浙东观察史兼越州刺史元稹对越州城的繁荣曾用“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的诗句来赞叹。

唐末,藩镇割据。唐昭宗乾宁二年(895)正月,杭州刺史董昌据越州称帝,钱镠奉诏讨伐。因平叛有功,被升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后梁末帝龙德三年(923),钱镠被正式封为吴越国王。钱镠在任期间,致力于“保境安民”治国方略,使越州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持续的繁荣和发展。同时,钱镠特别重视对河湖的管理和养护,推出了一系列水土之政。在对鉴湖的管理上,采用开挖淤泥、修理堤防、闸涵、禁止豪强随意围垦等措施,从而保证了鉴湖之利“末尝废”。在城市建设方面,重修越州罗城,并将子城中镇东门改为镇东军门。再营建州宅,并兴建蓬莱阁,成为郡城中的标志性建筑。根据城内水网布局和居民用水需要,在城内外掘井数十口,以石甃砌,“水高于地,霖潦不溢,大旱不涸,方暑时,行路甚以为惠。”[14]又浚池数口,以供水之需。越地民间为感恩钱镠,将这些井称为“钱王井”,而日池、月池等池塘亦与钱镠的故事有关并流传至今。至此,越州城的水城特色更为显著。

六、两宋时期,奠定绍兴水城格局

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也是绍兴城市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时代。中国古代早期的城市,普遍实行坊市分区制,城市中政治区、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分设,其中政治区是各种政府机构集聚的区域,居民区是一般居民居住和生活的区域,商业区则是指定的商品区域,它们各有围墙相隔,彼此分离和封闭。居住区内禁止经商,并用法律和制度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严加控制。从晚唐时代起,随着城市发展和商业经济的活跃繁荣,这种传统的坊市制已有所改观,分隔的围墙渐渐被拆毁。至北宋,坊市制全面走向解体。北宋大中祥符时,绍兴府城内已有新的坊巷聚居制的记载,城内共设32坊。而“坊”的功能则从居民区演变为行政区划,其间包含一定的商业网点。坊中沿街店铺可以自由开放,市场更为繁荣。水上舟楫往来,尽显繁华,其城市发展水平继续走在江南各地前列。

北宋时期,曾有一些地方官吏或清廉为官、或勤于为民,范仲淹在越州任知州的时间虽不长,在任期间,积极兴办府学,延聘名流讲学,在他的影响下,越州办学之风大盛,出现了绍兴历史上第一个办学高潮。特别他将清白而有德义作为官师之规,受到了后人的称颂。至今,在府山上有清白泉、清白堂、清白亭等遗迹留存,并成为我市的一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因此,人们想到了向鉴湖要土地。至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开始围垦鉴湖。

在城市建设上城郭的修筑仍作为重点。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越州知州王逵重修罗城,“且浚治池壕”,[15]护城河的浚治,主要是利用了在鉴湖逐渐被围垦后所逐步形成的河湖网的基础上进行沟通与疏浚。城墙北面则为新浚的城河。此时的绍兴水城,仍与鉴湖交相辉映,水中城,城中水,水城融为一体。北宋嘉祐五年(1060),时任越州太守的刁约在《望海亭记》中记有:“东南之邦,佳山水,侈台榭,厢于城邑者多矣,如其岚巘千屏,烟波数带,漕帆商楫,往还于前,頳糊百雉,云屋万家,鸳刹虬檐,照映于下者,未见其比”的赞叹之语。北宋末年,统治黑暗,政治腐败,百姓揭竿而起,进行反抗。浙西爆发了大规模的方腊起义,对绍兴构成了威胁。宣和初(1119~1121),越州知州刘忠显在会稽修葺郡城。刘忠显久在西陲边防,对“城壁制度,尤其所悉”,[16]对会稽郡城的修葺,主要采用对城墙的高度和厚度按“筑城之法”进行加固,同时,在城外筑瓮城。所谓瓮城,是古代城市主要防御设施之一,是依附于城门,与城墙连为一体的附属建筑。当敌人攻入瓮城时,只要把主城门和瓮城门关闭,守军即可对入侵之敌形成“瓮中捉鳖”之势。越州“瓮城环一面包城,高、厚与大城之数相等。瓮城外凿壕,去大城三十步,上施钓桥,凡为三壕。”[17]“刘忠显治城,尝稍缩其西南隅”,[18]应该也是为了增筑瓮城之需,根据西南面的地形,而对原有城墙位置作的调整。宣和三年(1121)二月,方腊起义军数万人围攻越州城,久攻不下,遂转而攻打其他城市。说明了刘忠显在按“筑城之法”加固城墙,在城门上筑城楼,城门外筑瓮城后,大大增加了郡城的防御能力。

宋靖康二年(1127),金兵占领中原,掳走徽、钦二帝,高宗逃到江南,建立了南宋小朝廷。南宋先以越州为临时首都,一年后迁都临安,升越州为绍兴府。绍兴作为南宋陪都,又是两浙东路的治所,且成中还有天庆宫、报恩观、天长观等行宫和皇室祭祀点,朝廷的宫学也在此创办,绍兴城的规模和影响仅次于临安。绍兴六年(1136),宋廷宣布全国40个大邑,绍兴在其中名列前茅。与此同时,市场体系更为成熟、开放。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府城内有照水坊市、清道桥市、大云桥东市、大云桥西市、龙兴寺前市、驿地市、江桥市、“灯市”“旁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古废市等市场。每年在开元寺举办,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19]城内大街小巷中,商铺鳞次栉比,十分繁华。府城内舟楫通畅,桥梁众多,有99座桥梁的记载。在城市规模上,城墙周长达24里,“栋宇峥嵘,舟车旁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20]陆游为之赞叹:“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21]

南宋嘉定年间,宣布鉴湖湮废。原来流入鉴湖的三十六源,从此直接注入运河,然后转辗经过北部水网地区从三江口出海。绍兴平原的全部河湖网,成为鉴湖的孑遗。绍兴城成为河网中之城。南宋嘉定年间,虽然没有爆发宋金之间大规模战争,但金人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此,绍兴知府汪纲于嘉定十六年(1223),按罗城“又加缮治,并修诸门”。[22]对子城亦一并修之,对缺损破坏的谯楼及镇东军门、秦望门等建筑均作修缮装饰,遂为一郡壮观。

城市的运输功能主要依赖水路。凡有河道的地方,所有的物资运输以至人员出行往来都用航运。当时府城的常住人口已超过10万,从人员出入及物资运输方便考虑,民居、商铺、酒楼甚至工场等建筑皆多依河或沿街而建。日积月累,府城内河床的淤泥逐步抬高,船只经常搁浅,绍兴知府汪纲乃整治河道湮塞,复河渠之便利,使大小支流纵横交叉,皆可互通舟楫。而道涂堤岸以至桥梁,亦靡不加葺,使河渠畅通,堤岸坚实,桥梁一新,水上航运也更为发达繁荣,通瓯达闽,浮鄞达吴。经过三年时间的建设,府城内已形成了一河一街、一河两街和有河无街的水城格局,呈现出街河并举,街随河走,桥连街路的风貌。府城内的泥泞道路,用石块铺筑路面,使道路“垣夷如砥”,遂有“天下绍兴路”的美誉,使城市面貌大变。纵横交错的河道与街道,把府城分割成许多坊巷,于是汪纲把府城内的建置从已有的32坊扩大到五厢96坊,“坊”的数量为北宋大中祥符年代的3倍,而“厢”则是按一定范围内的坊巷、街道、商店和市场所构成的。当时,除临安外,绍兴的城市规模和地位要高出其它各府。至今,绍兴城内仍有当时的坊名留存。经过这一次的大规模修建,绍兴城内的厢坊建置、街衢布局、河梁分布等,大体都已定局。从此直到清末以至民国,都没有较大的变化。

汪纲担任绍兴知府长达七年,工作勤勉,处事果断,清政爱民,生活俭朴,深受一方百姓的爱戴。汪纲去世后,越地百姓痛哭流涕,许多人集聚到大善寺祭拜汪纲。

七、元明清三代,城市建设稳步发展

元朝前期,历任绍兴路总管对绍兴城市建设均未予重视,城郭七、八十年未加以修缮,任其自然塌废。元朝后期,官府腐败愈演愈烈,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元至正十二年(1352)起义军一度攻下杭州,访佥事笃满帖睦尔令绍兴当局加固城郭。化了半年时间对罗城进行大修,扩大了城墙范围,将规一乡划入城内,对城墙开始甃石加固,沿城挖掘了壕堑。至正十八年(1358),枢密副使台珍镇越,发现城周壕堑淤浅,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浚治。

明朝建立后,城市建设又逐渐走向活跃。当局对城郭继续进行加固维修。明嘉靖二年(1523)秋天,绍兴遭遇了一次强台风的侵袭,城墙半数倒塌。知府南大吉化了两年时间进行修复,女墙悉易以新砖,高四尺六寸,厚一尺,使府城城墙更为坚固。同时,重新浚凿了城墙内外的护城河,“外池东广十丈,深一丈;西广八丈,深一丈二尺;南广八丈八尺,深九尺;北广五丈,深八尺。内池俱广一丈八尺,深七尺。”[23]这种夹城作河的构造,既有防御之功能,又有水上运输及防洪排水之功能。崇祯十六年(1643),北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节节胜利,浙江东阳许都亦被官兵逼反。震慑之下,绍兴当局又在城郭外增设5处耳城,加强防御。在治水方面也颇有建树,大凡来绍做官的太守、知府,都把治河作为首要工作。明代乡贤季本就说“善治越者,当以浚河为急。”绍兴坊间也流传“太守清、河水清,太守墨、河水浊”的民谣,因而历代太守对河道的治理特别重视,不仅亲临现场踏勘,提出治水方案,而且措施有力,管理得法,治河深得百姓拥护。

明代,有三位知府为绍兴的建设发展和治水事业作出了卓著贡献,他们的功德,也永远镌刻在古越的大地上,铭记在人民的心坎里。

戴琥,于明成化九年(1473)任绍兴知府,他守越十年,为人严于治身,廉洁清介。他对绍兴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兴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特别是他力排众议,对宋朝以来侵道西小江扰乱整个鉴湖水系,经常危害山、会、萧平原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浦阳江,截断了它与西小江的关系,使之复归故道。西小江三百年来水患基本得到控制,鉴湖湮废后,原先蓄积之水,散移北部平原河湖,旧置鉴湖中水则失却作用,四乡囿于一隅之利,堰闸启闭各自为政。戴琥经多年调查与实践积累,乃于成化十二年(1476)在城内佑圣观创置水则,以四季农事为主,兼顾航行、交通,将水位调控原则与方法刻石成碑,史称“戴琥水则碑”。离任前,还将浙东地区水文地理形势及江河源流、演变、发展撰成专文,并绘制成府境八县山川水系、城池、堰石详细地图,刻碑立于府署。

南大吉,明嘉靖二年(1523)以部郎出守绍兴府,他上任第一年,即修城墙,浚凿城墙内外的护城河。

南大吉任间,运河两边为势家富豪所侵,据为埠头、踏道、篱舍等,他严令疏而复原,以便交通。上灶溪荒阻崖壑,河塞岸圮,有民曾上请准浚,但当地官吏不虑民忧,不以为之。嘉靖三年(1524),知府南大吉浚疏之,遂使沿溪之田又得以种植农物,当地曾有人为一已私利,对南大吉进行诽谤,但南大吉坦然应对,不为所动。城市中的河道常常遭受市民的侵蚀,特别是绍兴城中的府河,主要功能是航行及供排水,其它河道都由这条主干河道“分流别浍”,其在水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当时沿河的一些商贾富户,肆意在河上搭庐舍,往河里倒杂物,使河道逐渐由阔变狭,由深变浅,不但淤隘难以行舟,而且易旱易涝,危害甚大。嘉靖四年(1525),南大吉下令对河道进行辟宽和疏浚。此举得罪了豪强,遭诬告,入觐后,含冤罢官而去。南大吉在任期间在疏竣河道、拆除豪强非法所占方面,可谓功绩卓著。王守仁在《南大吉疏辟府河记》一文中记载了此事:以“越人,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筑,水道淤隘,蓄泄既亡,旱涝频仍。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南公乃决阴障,复旧防,去豪商之壅,削势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谤。”[24]南大吉被罢官的当年秋天,适逢大旱,许多地方江河龟坼,但越地河道依然可以通舟楫,农作仍然获丰收。第二年,遭遇大水,但因河渠排泄畅通,使越人免于垫溺之害。远近的人都称赞南大吉之功,越人也十分怀念南太守。《季本纪略》中亦说:“时渭南南公大吉为郡守,復浚治之,民有去思焉,此其功岂特在舟楫之间哉。”今在绍兴有其当年修禹庙时亲书的“大禹陵”石碑依然耸之。

汤绍恩,嘉靖十四年(1535)任绍兴知府。为人宽厚有长者风,生活俭朴,内服疏布,外穿其父所遗故袍;为政持大体。他上任后,看到绍兴虽然经过前几任太守的建闸筑坝、整治河湖的治理,使水利形势稍有缓和,但水旱频仍,海塘决筑不绝。特别是三江口,乃山阴、会稽、萧山三县之水汇集处,由于三县地势低下,加上海沙堵壅导致内河下泄不畅,上游下片良田被淹,农民决海塘泻水,决了塘不能保水,又闹旱灾,越中百姓陷于水火不容的两难之中。嘉靖十五年(1536),汤绍恩在几经踏勘后,选定在钱塘、曹娥、钱清三江交汇口依峡建闸,于次年建成。三江闸28洞,遇涝则可以齐开,以泄洪水,遇旱则可以放江水入内,以灌溉田地。大闸建成后,又全线连接山会海塘,钱清江纳入山会平原为内河,形成三江水系。

三江闸建成后,三县农田旱涝保收。从此,绍兴成为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越人为感念汤绍恩之功,在三江闸旁建立了汤公祠,以纪念汤公遗泽后人之伟绩。今三江闸闸面已改筑成公路路面,下部结构仍保持原貌,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因为有了历代先贤的科学治水,才推进了绍兴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绍兴水城的风貌。故绍兴水城的成因,是历代建设者们因天材、就地势,经科学规划,精心设计而形成的。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1547~1598)曾在其所著的《广志绎》中写道“此本泽国,其初只漫水,稍有涨成沙洲处,则聚居之,故曰菰芦中人。久之,居者或运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沟渎种艺,或浚浦港行舟往来,日久非一时,人众非一力,故河道渐成,甃砌渐起,桥梁街市渐饰。”

清代,根据防御需要,对城墙作多次修建,增高女墙,设置炮台,使坚实的城墙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

“郡城河道,犹如人身血脉,淤滞成病,疏通则健水利。”故清代对河道的疏浚和整治也依然非常重视。自明代南大吉对城内河道进行辟宽和疏竣后,豪绅及居民沿河侵袭的习惯又故态复萌。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绍兴知府俞卿下决心进行治理,疏浚河道,并拆除居民架于河上的水阁,在府署仪门及江桥张神祠立了两块永禁占河架阁的石碑,使城内河道面貌为之一新。但日久禁弛,违章搭建之风又盛行。市民或在河上架阁建屋,舟行其下,几不见日月;或往河中倾倒污秽,溅入行舟,诟骂之声不绝,诉讼不断。乾隆五十七年(1792),知府李亨特查知,从张神祠(江桥)至南门的官河(即府河)上有擅自架设的水阁74座,石条4座,木桥8座,他出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告示,下令各户全部自行拆除,对河道作了疏浚,保持了河道的畅通。清道光十五年(1835)夏天,绍兴遭遇大旱,“城河尽涸。山会两邑绅士劝各坊捐资,雇人自为挑掘。”[25]清除垃圾、淤泥,深挖河床,疏浚河道,复通舟船。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知府王德宽下令对城河再作疏浚,使河道为之一清。畅通的水系,精心的管理,使古城清丽雅致,河清水活。至清光绪十八年(1892),城内共有河道33条,总长约60公里。清康熙绍兴知府俞卿说:“越郡城河从鉴湖南入,直进江桥,分流别浍,号为七弦,固四达交通,发祥毓秀,为阖郡利益也。”“七弦”者,谓城内河道纵横犹如七根丝弦布满在琴台上。城内河道的桥梁建设亦在明、清两代得到快速发展,据清光绪年间绘制的《绍兴府城衢路图》,其时绍兴城内的桥梁达到201座,[26]比宋嘉泰元年(1201)的99座增加了1.3倍。桥梁逐渐从实用的功能向实用性与技术性、艺术性兼顾的形式发展,所建桥梁姿态各异,桥姿轻盈矫健,石雕精湛美观。

明、清两代,对街道也作过多次整治。明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在府城官街上立有石牌坊,每坊4柱,中间两柱在街心两边,外边的两柱跨街傍屋,中间通车马,两旁通行人,以此划定车行道和人行道。

清康熙时,随着人口增加,市场繁荣,居民日渐在沿街两侧搭建街面建筑,以广市廛。将街中外柱砌入屋中,并将中柱亦据而有之,致使街道路面狭窄,仅容车马通过。每当重大节日或久雨积雪,行人肩趾相挤,十分拥挤,苦不堪言。康熙六十年(1721),知府俞卿下令,拆除侵占路面的建筑,取牌坊中二柱为界。乾隆五十五年(1790),知府李亨特将大街再次拓宽,并立禁碑于仪门,禁止居民侵占街衢。此举既保障了市面的繁荣,又使行人足以往来。

八、民国至今,水城面貌几经变迁

绍兴这座三山鼎立、河流纵横的山水古城,给人以“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的享受。”一直到民国初期,城内河网依然保持清末时期格局。运河穿城而过,河道错若绘图,自通衢至委巷无不有水环之。河上架有各式桥梁,而以石桥为最多。有大小湖池27处,总面积约35公顷。城内街河相依,山水相映,城墙完整。河、路、桥、水埠、民居、园林、古迹巧妙而自然地融为一体。

民国11年(1922),因修筑萧绍公路,拆除西郭门至昌安门段城墙为路基,铺筑碎石路面,长1836米。1931年7月,因城乡航运之需要,拆除西郭、昌安、水偏、都泗、植利、东郭等水城门,以便交通和引排水,而其余城墙仍保留。抗日战争期间,为了便于与日本侵略者在城内外开展游击战争,国民政府军驻绍司令部于1938年下令拆除城墙,至1939年上半年全部拆除。从此千年城墙终于消失。今日的环城马路,即为原城墙旧址。

至民国20年(1931),城内主要道路为石板路,条石马路,小巷小弄内也有泥结路。民国13年(1924),城内始有人力黄包车。萧绍公路建成后,始有客货汽车。为方便交通,1933年9月,城内从大江桥至清道桥段路面修建成为沥青马路,时称大青马路,为城内第一条沥青路面,长900米,路面宽6米,水泥人行道宽2米,下水道筑于路中,又修建了东西向水澄巷(即今胜利西路)、上大路两条沥青马路。至1938年,又修建了元培路(今称萧山街)、青年路(原花巷南段)为沥青路面。至此,城内共有5条沥青马路,又改建了4条碎石马路,其余均为石板路和条石马路。

城内河道,除1935年前后填西双桥至火珠巷段河道为光明路,填圣路桥河(东街南侧至圣路桥河沿)改建为路外,其余河道仍保持清末风貌。在城内周边仍有大片农田,绍兴民间有“十座城门七弦水,城内还有三千田”之说。故绍兴曾有北海畈、罗门畈、望花畈、草貌畈、草子田头等地名留存。畈者,即田野也。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上世纪50年代初,绍兴城内根据交通发展的需要,掀起了填河筑路的热潮,城内共填去河道总长约18公里,石桥减少了三分之二。70年代末,又将长1537米的府河北段改建成暗沟,将玉带河填筑成路。

1992年至1995年,开辟了北起104国道北复线,南至环城南路的中兴路,全长4800米,路幅宽36米。在中兴路北段建设了半互通式三层立交桥,为当时浙江省最大的城市立交桥。中兴路是绍兴市区通往杭甬高速公路的通道。中兴路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古城内的原有路网格局。此后,又陆续扩建了解放南北路、胜利路、人民路、鲁迅路、劳动路、延安路、稽山路、东街、府山横街、府山直街、河畅堂等主要马路,从市区通往城外的各“门户”都进行了提升改造,使道路宽敞,绿树成荫,交通便捷。

城市建筑面貌也发生了突变。沿街商店原来多是平屋和二层楼屋,民国时期只有几家银行建了三层楼,居民住宅为砖木结构的平屋或楼屋,而且多为台门式建筑。民国时期,有“绍兴城里十万人,十庙百庵八桥亭,台门足有三千零”的民谚流传,可见台门数量之多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面积兴建成套砖混结构住宅楼,改造旧住宅。沿街新建了四层以上的楼屋。1992年,在胜利东路北侧建造了建筑总高度110米的王朝大酒店,打破了绍城无百米高楼的历史。此后,城内现代化建筑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城市建设出现了新的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古城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在对古城改造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保护古城与推进现代化的矛盾。近几十年,绍兴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给古城保护带来了“后遗症”,虽然经历了不少的曲折,但经过反思和努力,终于走出了一条以“点”为基础,以“线”为纽带,以“面”为突破,进而实现由点线面的保护到历史街区的保护从而推进水城风貌保护的路子,这是一条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名城保护之路,实现了名城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

在当代,绍兴人治水方兴未艾,将历代先贤的治水经验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绩。小舜江工程是一项集供水、防洪、灌溉和改善水环境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2001年1月,小舜江工程建成通水,并与市区自来水管网并网,使市民用上了优质的安全水;从1999年开始,用两年多时间,对全长12公里的环城河进行了综合整治,疏浚河道,砌筑河墈,建设沿河绿带、公园,使环城河窈然清碧,潆洄城下,成为嵌镶在古城周边的一条璀灿项链。2002年11月,市区大环河水环境整治工程动工建设,拓竣河道、新建桥梁和改造环境,对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提高城市品位,体现水城共生的城市特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还数次对内河进行疏竣,开展清水工程。相继实施了鉴湖水环境、曹娥江引水工程、新三江闸排涝配套河道南片拓竣、“六湖”连通和植物景观等工程,尤其是兴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河口挡潮闸工程——曹娥江大闸,创造了绍兴水利建设史上的典范。

回首千年,绍兴之发展史,实为治江治水之历史,也是一部把“水患”变为“水利”的光辉历史。展望未来,绍兴市委、市政府以大城市建设为契机,提出了更高的水城治水目标,作出了推进“五水共治”,重构绍兴产业,重建绍兴水城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打造生态之城,建设美丽绍兴的目标。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治水目标和水城建设,目标要求更高,内涵更丰富,形态更多元。从岸上岸下到城里城外,从江河湖海到山林绿地,从三大产业到生产消费,几乎包含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推进源头治水、科学治水、依法治水、全民治水充分展示“源丰塘固、河连路通、流畅水净、尘归气清、景美人亲”的江南水乡风貌。加快绍兴大城市建设,重塑水城形态,它既是历史的传承,更是现代的发展;既是传统的延续,更是现代的创造,相信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一定能把绍兴建设成为“水清岸绿、城水相融、人水相亲”的宜居宜业宜游现代水城,绍兴必将翻开治水的又一新篇章。


注释:

[1]陈桥驿著:《吴越文化论丛·绍兴水利史概论》,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404页。

[2]《管子·水地》第三十九:“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遇极而垢”。

[3]《越绝书》卷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5年10月第1版。

[4][7]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吴越春秋》卷八《句践归国外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4月,第107页。

[5][6][13]《越绝书》卷第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8]清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建置志一》。

[9]《越绝书》卷四《越绝计倪内经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10][11][14]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史》(上古时期春秋战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7年2月第4次印刷,第25页。

[14]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一《井》。

[15][18][23]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之二《城池志》。

[16][17]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一《城廓》。

[19]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七《寺院》。

[20]宋·王十朋《会稽三赋》。

[21]宋嘉泰《会稽志》卷首《陆游序》。

[22]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一《城廓》。

[24]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之七《河》。

[25]清道光《会稽县志稿》卷之六《水利志》。

[26]经对《绍兴府城衢路图》所标注桥梁作核对、统计,城内河道上共架有大小桥梁201座,而非通常所说的229座。其实,当时城内桥梁的实际数量当超过图中所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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