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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运河越国第一古桥——灵汜桥寻考

邱志荣

(绍兴市鉴湖研究会)

 

摘要越王句践时在越国城东有一座历史文化深厚、神秘的桥梁——灵汜桥。此桥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但现已不存,研究者甚少,因此,其在我国桥梁史上的地位也就无法展示。桥梁是水利、交通的产物,是人类活动的重要见证。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考察,已基本确定了灵汜桥的位置,位于今绍兴城东五云门外原钓桥与梅龙桥之间的浙东运河上的小凌(关于小凌桥“凌”字又作“陵”字。本文正文用“凌”字,引文按实引)桥遗址地。由此,也就同时确定了古文献记载中的灵文园、阳春亭、山阴故水道等古越城东重要标志性建筑及景观方位。此地为句践时所建的一个王家后花园、交通枢纽和迎送之地。也为吴越历史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当然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

 

灵汜桥应是绍兴历史上最古老且有史实文化底蕴的第一座古桥。灵汜,乃越国神秘水道,通吴国震泽;又处越国最早园林“灵文园”之中。对灵汜桥进行考证,主要是因为古代文献对此桥多有记载,但却无法确认具体位置,以至于在绍兴发展史乃至吴越文化史、中国桥梁史上,其地位尚无展示。

通过考证后,认为今绍兴五云门外“小凌桥”位置应为古灵汜桥遗址。

一、关于灵汜桥的记载

《水经注·渐江水》载:“城东郭外有灵汜,下水甚深,旧传下有地道,通于震泽。”

《嘉泰会稽志》卷十一:

灵汜桥在县东二里。石桥二,相去各十步。《舆地志》云:山阴城东有桥,名灵汜。《吴越春秋》:句践领功于灵汜。《汉书》:山阴有灵文园。此园之桥也,自前代已有之。

灵汜桥是越王句践接受封赠之地,故历来文人学士、迁客骚人至此多有伤感之作。据记载当时越国被吴国战败,后句践入吴为奴3年,吴王夫差赦免句践回越,仅封他百里之地:东至离越国都城60里的炭渎,西至都城以西约40里的周宗,南到会稽山,北到后海(杭州湾),东西窄长的狭小之地,即《吴越春秋》卷八“东至炭渎,西止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由此看来灵汜桥既是越王句践受封之地,也是他之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发祥之地。

《嘉泰会稽志》卷十一又记:“《尚书故实》:辨才灵汜桥严迁家赴斋,萧翼遂取《兰亭》。俗呼为灵桥。”萧翼以计谋从辨才处巧取《兰亭序》的故事也与此桥有关。

唐代李绅有《灵汜桥》[1]诗:

    灵汜桥边多感伤,水分湖派绕回塘。

    岸花前后闻幽鸟,湖月高低怨绿杨。

    能促岁阴惟白发,巧乘风马是春光。

    何须化鹤归华表,却数凋零念越乡。

或许古人到了鉴湖边的灵汜桥会面对这里的人文历史、自然风光,油然而产生伤感的情怀。至于唐代元稹《寄乐天》中也有诗句“莫嗟虚老海蠕西,天下风光数会稽。灵汜桥前百里镜,石帆山崦五云溪。[2]”则是对灵汜桥一带山水风光的赞美。

万历《绍兴府志》沿承了《嘉泰会稽志》关于灵汜桥的记载,康熙《会稽县志》、乾隆《绍兴府志》又延续了此记载。

二、灵汜桥位置确定的条件及相关的问题

(一)确定灵汜桥位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在绍兴城东约1公里的鉴湖堤上

据《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一“灵汜桥”条记,不入“府城”目中,而入“会稽县”目中,因此桥不在城内,在绍兴城东约1公里的山阴故水道上(之后鉴湖建成为东鉴湖堤,又为浙东运河的塘路);据以上李绅的“水分湖派绕回塘”诗句,桥应在弯曲的“回塘”,即古鉴湖北堤,亦为原山阴故水道堤;又元稹“灵汜桥前百里镜,石帆山崦五云溪”,诗中证明元稹描述的是南面的鉴湖和石帆山。唐代此桥存在,并且李绅和元稹分别亲临桥上写过诗。桥为东西向。

2.水上交通要道和迎送之地

灵汜桥应为若耶溪、鉴湖、古水道及北向水上交通要道,由此可见东西南北四通八达。

此外,越王句践接受封赠之地,历来文人学士多到于此,辨才严迁家赴斋所经,都说明此地为城东之迎送之地。

3.桥是为紧贴2座

两桥东、西相距“各十步”。

(二)关于绍兴古桥木制和石砌的演变

1.灵汜桥的建筑材料

灵汜桥既然在越国时已存在,那么当时是用什么建筑材料制作?笔者认为应为木制。这不仅是在考古中至今未发现当时的石制桥梁,更是已发现了当时的木制建筑水平已很高超,而石砌建筑比较简陋。

印山越国王陵

印山越国王陵位于绍兴县兰亭镇里木栅印山之巅。文物部门确认是一座越国国王陵墓[3],墓主人为越王云常。该墓墓室约160平方米左右,加工规整,所用枋木极为巨大,底木长6.7米,侧墙斜撑木5.9米。枋木截面宽、厚在0.50~0.80米之间,加工极为平整,棱角方整。在斜撑木外侧有人工挖成的牛鼻型穿孔,系抬运和安装时穿绳之用。墓室中间还有一巨大独木棺等等,可见印山大墓木制构建之精细,填筑之考究。墓中没有发现用砌石用以建筑材料。(图1、2)

图1 印山越国大墓遗存

图2 印山越国大墓牛鼻穿孔

图3 香山越国大墓及排水木质沟道


香山越国大墓

香山大墓位于越城区若耶溪下游东侧香山东南麓,这是一座带宽大长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坑木椁(室)墓。墓室基全部为木制,长47.6米,宽4.8~5.25米。文物部门确定香山大墓年代为战国早中期。(图3)就水利价值而论,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几方面[4]

其一、基础处理牢固。该墓室基础先以约50×50厘米的柏树方木南北向在平整后的土基上排成两条间距宽约4米,长50余米的道木,此为第一层。平整后,再以约长5余米,粗20余厘米的杂木(不去皮),东西向紧密架于木道之上,此为第二层。平土后再以长5米余,大小约50×50厘米的柏树方木东西向每间隔约5米铺一条木,此为第三层。再以50×50厘米柏树方木,以南北向,东西间隔约3.5米铺成木道,此为第四层。之上再以长约5米,50×50厘米柏树方木紧拼合成南北向约50米长的墓室底平面,此为第五层,中部承放棺椁。同方木纵横相交处都设榫卯,以起固定作用。以上是墓室之基础,周边还加固坚实条木。从以上基础处理看,充分利用力学原理,其地基承载面较宽厚,受力宽广均匀,其榫卯结构精密牢固,均是成熟基础处理技术。另外,柏树又是极好之的防腐木材,因此墓室历经2500年左右仍不坏,这便是其基础坚实见证。(图4)

图4 香山越国大墓排水孔


其二、排水系统设置先进合理。整个墓室呈南北向两头略高,中间稍低状,第四层道木面上中部凿刻一条南北向宽约10厘米,深约3厘米的排水小沟,在道木中间段分别凿二处约10×10厘米深孔,通过第三层横道木凿15×15厘米木槽,再承以园木开排水沟,将积水通过一木制排水沟(约粗25厘米树木剖开后凿木槽,再合上),约长10余米,排入以西河沟内。以上可见此木制排水沟制作已非常精细和完备,制作技术也很合理科学。(图5)

图5 香山越国大墓基础木层排水剖面图


其三、防腐技术水平高。木椁及排水系统均髹漆,有的至今尚存,而且漆制绘画技术已相当高超。

以禹陵土墩石室为代表的石制墓[5]

禹陵土墩石室位于越城区禹陵大二房村北的美女山,主要分布在梅岭至美女山的南坡与山巅方圆3公里范围。该地有墓葬约40余座,均为带石室的土墩墓,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以大小不等的自然块石垒砌而成。说明当时的建筑石制技术,还未能达到有效处理和使用人工加工石材用以建筑的水平。(图6)

图6 禹陵土墩石室


以上印山大墓、香山越大墓的木制基础处理、排水技术、防腐处置,必然会在当时被广泛应用到水工技术之中。正因如此,诸多的水工基础、闸、桥、排水关键结构部位也会以上述工艺技术施工处理而充分发挥效益。这种以木结构为主的技术,也是河姆渡时期建筑技术的传承与发展,如东汉时期会稽山会平原筑鉴湖能建各类型制的斗门、闸、桥、堰等水门,或就是此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2.石制桥梁应在宋代形成和推广

绍兴几处石宕的开采年代

绍兴自古就有以天然石材建筑水利工程的例子,《越绝书》卷八中就有“石塘”之记载,但当时的“石塘”是以沿海一些孤丘山麓的天然岩基和部分块石垒筑。到了隋唐时期绍兴的城防、塘路、水闸开始取山石建筑,既坚固又美观。古代绍兴最大的采石场有三处,一是位于绍兴城东约5公里的东湖,二是位于绍兴城西约12公里的柯岩,三是位于绍兴城西北约15公里的羊山。但初始时的采石主要用于建筑基础和铺路等。以羊山为例,有记载在隋开皇时,杨素封越国公,采羊山之石以筑罗城,“罗城周围,旧管四十五里,今实计二十四里二百五十步,城门九。[6]陈桥驿先生认为:”“罗城的规模也比于越大城有了扩充。这一次扩建以后,绍兴城的总体轮廓基本上已经确定,其基址与今日环城公路已经大体吻合了。”[7]

关于运河石塘的起始年代

《新唐书·地理志》:山阴县“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十年(815)观察使孟简开。”运道塘是西兴运河南岸塘、路合一的河岸工程,部分主要路段应已从泥塘改建为石塘路。说明以人工凿成的条石已较多用于水利航运工程,但工艺还是较简单。大规模、技术含量较高的建筑还未开始。

《嘉泰会稽志》卷十载:“新河在府城西北二里,唐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所浚。”此“新河”应是相对老河而名,原来运河经府城河道是由西郭门经光相桥、鲤鱼桥、水澄桥到小江桥河沿的,由于运河商旅增多,此河通航受到限制,孟简在元和十年(815)又开一条由城西西郭门外直通城北大江桥与小江桥相连的“新河”。“新河”起到了缩短航线,避免壅塞,促进沿运商贸的作用。笔者认为这条绍兴城北的运河,当时建设标准必定高于普通运河,应是石砌为主。

关于玉山斗门由木制改为石制的年代

玉山斗门位于距绍兴城北15公里的斗门镇东侧金鸡、玉蟾两峰的峡口水道之上,三江闸建成以前,玉山斗门为山会平原鉴湖灌溉的枢纽工程,发挥效益达800多年。

玉山斗门又称朱储斗门,为鉴湖初创三大斗门之一。宋嘉祐四年(1059)沈绅《山阴县朱储石斗门记》[8]首记玉山斗门,“乃知汉太守马臻初筑塘而大兴民利也,自尔沿湖水门众矣。今广陵、曹娥皆是故道,而朱储特为宏大。”

宋曾巩《鉴湖图序》[9]云:去湖最远,两山之间,“其北曰朱储斗门,盖因三江之上、疏为二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这是唐以前玉山斗门的排涝情况。

唐贞元初(788年前后),浙东观察使皇甫政改建玉山斗门,把两孔斗门扩建成八孔闸门,名玉山闸或玉山斗门闸,以适应流域范围扩大而增加的排水负荷。

宋沈绅《山阴县朱储石斗门记》记载了玉山斗门在北宋嘉祐三年(1058)由木制改为石制的过程:

嘉祐三年五月,赞善大夫李侯茂先既至山阴,尽得湖之所宜。与其尉试校书郎翁君仲通,始以石治朱储斗门八间,覆以行阁,中为之亭。……昔之为者,木久磨啮,启闭甚艰,众既不能力,当政者复失其原,每岁调民筑遏以苟利,骚然烦费无纪,而水旱未尝不为之戚。

这次整修将原玉山斗门的木结构改成了石结构,其遗存已迁到今绍兴运河园。如此重要的绍兴鉴湖枢纽水利工程在北宋之前是采用木制,亦可见之前石制还未能解决较大水利工程工艺和技术的关键。(图7)

图7 玉山斗门遗址


对以上山会地区桥梁建筑材料的历史分析,旨在说明灵汜桥初建时必定是木制,虽之后会多次重建,但位置由于水道的存在不会改变。

(三)关于“山阴古故陆道”和“山阴故水道”和句践大、小城

《越绝书》卷八载:“山阴古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条记载中的古水道,西起今绍兴城东郭门,东至今上虞市东关镇西的炼塘村,全长约25公里,以北毗邻故陆道,南则为富中大塘,古水道除作航运用外,还起着挡潮和为南部生产基地蓄水排涝等重要作用。由于故水道横亘于平原南北向的自然河流之中,其人工沟通有一个过程,其连成时间必然早于越王句践至平原建城时。句践到平原建城时只不过将古水道疏挖整治,形成整体,并使其更充分发挥航运、水利等综合作用。同时由于绍兴平原西部的开发和连通钱塘江以及与中原各地交往的需要,在山会平原西部必然也会有一条东西向与故水道相连的人工运河。因之在越王句践时期已形成了一条东起东小江口(后称曹娥江),过炼塘,西至绍兴城东郭门,经绍兴城沿今柯岩、湖塘一带至西小江再至固陵的古越人工水道。它贯通了山会平原东西地区,并与东、西两小江相通,连接吴国及海上航道,又与平原南北向诸河连通。可谓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图8)

图8 春秋越国山会平原水系航运图


问题是为何《越绝书》记古陆道为“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而古水道为“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对此或应从句践小城和大城的建设来分析研究。

句践于其七至八年(前490.~前489)接受了大夫范蠡提出的“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主之业”[10]建立小城,即“句践小城,山阴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11]”位置在今卧龙山东南麓。这里位于山会平原的心地带,是一片有大小孤丘9处之多,东西约5里,南北约7里相对略高于平原的高燥之地。而山阴故水道环绕其外侧,阻隔了北部潮汐并拦挡了南部山区突发之洪水,并且成为水上航运的主干道和有了较充足的淡水资源;富中大塘又在其城东部,成为城市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正是这二处重要的水利工程,使绍兴城的形成有了命脉和基础保障,建城成为可能。

据考证:小城的西城墙,起于府山西尾,止于旱偏门,其长度110米左右;南城墙由旱偏门起至凤仪桥,长约820米左右;东南角连接东城墙,今酒务桥起经作揖坊、宣化坊至府山东北端的宝珠桥相衔接,长约1030米;北城墙便为卧龙山体。小城“一圆三方”城墙周围总长约3华里,面积约72公顷。[12]范蠡在构筑小城时,设“陆门四,水门一”。这是绍兴城市建设中的第一座水城门,位置在今绍兴城卧龙山以南的酒务桥附近,沟通了当时小城内外的河道。之后,又建大城,“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筑北面”[13]城内还在卧龙山东南麓建越王台,为越国政治、军事中枢;飞翼楼,位于卧龙山顶,为军事观察所及天象观察台;龟山怪游台,位于城南飞来山之上,是我国最早见之于文献记载的天文、气象综合性观察台;此外,还有“雷门”(五云门)建筑记载。当时的大小城已颇具气势和规模,当然城墙建筑应还较简陋,以土木为主。大城设“陆门三、水门三。”大小城共设四个水门,表明了城中河道水系之发达。据综合历史文献资料和查勘现存水道分析,时城内水道有以下几条:一是由东山阴故水道进城东郭门至凤仪桥至水偏门(为城中水门);二是从凤仪桥至仓桥的南北向环山河;三是从南门至小江桥南北向的府河;四是从酒务桥北向东过府河,再从清道桥经东街到五云门的东西向河;五是从大善桥南北接府河东至都泗门的东西向河道;六是从西迎恩门向东至小江桥,至探花桥,再向南至长安桥,东至都泗门的东西向河道。当然这些河道要比之后宽广,其中也必有诸多小湖、小溇、小池之类水域。大城中的三座水门分别为东郭门、南门及都泗门。城北不筑门,无水门,但必有水道。而不开稽山门水门应是此为若耶溪水直冲之地,否则难以抵御山洪灾害。绍兴水城水系之大格局至此已大致形成。(图9)

图9 句践大、小城位置图


东郭门是水城门无疑,《越绝书》中记无论是古水道或古陆道都是出东郭门的。

关于五云门。《嘉泰会稽志》卷十八:

五云门,古雷门也。《西汉·王尊传》:毋持布鼓过雷门。注云:会稽有雷门,旧有大鼓,声闻洛阳。《旧经》云:雷门,句践旧门也,重阙二层。初,吴于陵门格南上有蛇象,而作龙形,越又作此门以胜之,名之为雷。去城百余步。《十道志》云:句践所立。以雷能威于龙也。门下有鼓,长丈八,赤,声闻百里。孙恩乱,为军人打破。有双鹤飞去。晋传亦载之。唐诗云:雷门曾化鹤。谓此雷门。后改为五云门。

五云门与城外连通水道是不存在,但这既是一陆道,与东郭门必然相通。看来这条古陆道是出东郭门北沿着“直渎”到五云门,再沿古水道毗邻北的古陆道东行。“直渎”是沿着山阴大城东的一条人工运河,在五云门外东连古水道。

(四)关于“阳春亭”、“美人宫”、“灵文园”

阳春亭。《越绝书》中记载了“阳春亭”的大致位置:其一,此亭在大城东近处;其二,地处水陆交通要道边;其三,为古越迎送之地。虽今遗址不存,然今五云门外有“伞花亭”遗存,正处合理的位置。又亭东侧还竖“绍兴外运”的大门牌,到20世纪末这里还是绍兴城东的外运基地。(图10)

图10 五云门外散花亭及绍兴外运


美人宫。《越绝书》卷八:“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吴越春秋·外传第九》载:“乃使相者工索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西施姓施,名夷光,一作先施,又称西子,春秋末期越国句元(今诸暨市)苎萝村人,郑旦与西施同为苎萝山中美女。越《旧经》:“土城山在会稽县东南六里。”“句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孔晔《会稽记》:得诸暨苎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先教习于土城山。山边有石,云是西施浣沙石”。“土城山”,又称“西施山”是西施习步的宫台遗址,位置在今绍兴城东五云门外,原绍兴钢铁厂处。1959年在山南开挖河道,见有大量越国青铜器,印纹陶、黑皮陶、原始青瓷等,西施山一带也是重要的越国遗址。唐李白有《子夜吴歌》[14]描绘了西施在美人宫边的若耶溪活动场景: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

    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

    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灵文园。灵文园《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上载:“越王句践本国,有灵文园。”《嘉泰会稽志》明确记载“灵汜桥”为“此园之桥也,自前代已有之”,位置已很明确。通过对以上绍兴城东附近越国时的东郭门、五云门、故水道、故陆道、灵文园、灵汜桥、美人宫等遗址考证分析,可以认为这里是句践时越国的一个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迎送之地、后花园。再向东则是以富中大塘等为中心的生产基地[15]

三、灵汜桥两个可能位置的分析

从西距绍兴城几近1公里的桥梁及水道地形分析,推测今五云米行街油车头的梅龙桥及小凌桥位置最有可能成为灵汜桥遗址。

(一)梅龙桥

1.梅龙桥的确定

梅龙桥在绍兴城东今五云门外运河北岸东西向纤道上。这里是绍兴城经东都泗门,经五云门,再东经浙东运河五云门米行街河道,与出东郭门的山阴故水道为交合处。桥南为平水江下游古鉴湖边;出桥往北经沈家庄河道可通迪荡湖、菖蒲溇直江、外官塘、直至三江闸,是为水上交通要道。可以想象,古代这里处东鉴湖之畔,水绕城廊,湖光山色十分动人心境。

梅龙桥源于何时?康熙《会稽县志》卷十二载:

梅龙堰,在窎桥东一里许。因禹庙梅梁故名。南自刻石诸山逶迤东北,出入千岩万壑中而流者曰平水溪,北会西湖、孔湖、铸浦、寒溪、上灶溪诸水,经若耶溪樵风泾而分为双溪,西会禹池,通鸭塞港,抵城隍而入于官河,遂由梅龙堰而北注。

梅龙堰即梅龙桥无疑。

2.梅龙桥与灵汜桥

水道分析。所在既是古水道也是南北向的河道,处水上交通要道。这“窎桥”在绍兴城东门外,又到梅龙堰约为1里余,与记载中的灵汜桥距离大致接近。

桥堰并存。如果说在鉴湖兴建之前的山阴古水道上有灵汜桥,到鉴湖兴建时,桥下必定有闸或堰,以控制水位及通航。并且到南宋鉴湖堙废后,闸、堰也不会全部废弃,还有一定的控制上下游水位作用。今西鉴湖清水闸所存之堰就是证明。

梅龙堰记载。鉴湖时有否此堰?南宋徐次铎《复鉴湖议》是记载古鉴湖斗门、闸、堰最详细的一篇,文中所记在“会稽者”:“为堰者凡十有五所。在城内者有二:一曰都泗堰、二曰东郭堰。在官塘者十有三:一曰石堰、二曰大埭堰……”。“石堰”在今东湖,为石堰桥。其间无有梅龙堰。

关于梅龙桥得名。梅龙堰之得名缘由,康熙《会稽县志》卷十二有很关键的记载:“因禹庙梅梁故名。”如何理解此记载,可再上溯看《嘉泰会稽志》卷六的记载:

禹庙。在县东南一十二里。《越绝书》云:少康立祠于禹陵所。梁时修庙,唯欠一梁,俄风雨大至,湖中得一木,取以为梁,即梅梁也。夜或大雷雨,梁辄失去。比复归,水草被其上。人以为神,縻以大铁绳,然犹时一失之。

关于其中的“梅梁”是几度得而复失,近乎神奇。事实的分析判断应该是在梁代(502~557)修庙时,这“梅梁”是有被大风雨所冲走的过程。冲到何处?其下游主水道必然是禹陵江之下的梅龙桥堰,“梅梁”于此被搁住,此事影响太大,于是有了“梅梁堰”之名。如此,梅龙堰桥是后起之名。

桥型及位置。20世纪80年代陈从周、潘洪萱《绍兴石桥》[16]一书中所展示珍贵的“五云门外梅龙桥”照片,与《嘉泰会稽志》记“灵汜桥在县东二里,石桥二,相去各十步”,距离基本相同,如把桥两孔作为“石桥二”,亦相近。(图11)今梅龙桥已改建成一座平梁桥,仍是2孔。这估计是为《绍兴石桥》是桥拍摄之后的事了。(图12)

图11 古梅龙桥(由南往北)

图12 今梅龙桥(由北往南)


综上,可否判断今梅龙桥位置是为古灵汜桥遗址,其改名应在清代的一次桥梁新建。一是由于大禹陵梅梁的影响;二是当时人们对“灵汜”题名的忧伤情感的不认可,及心理希望吉祥因素所致。

存疑:1、缺少直接认定改名依据;2、近西约300米的“大、小陵桥”发现,否定梅龙桥认定为灵汜桥的因素增多;3、难以自圆其说。

(二)小陵桥

据2016年12月3日下午现场和张均德考证五云米行后街段,确定有小凌桥遗址,在距梅龙桥约西300米位置。又据此地年长居民介绍,这里稍西紧邻原还有大陵桥遗址,在米行后街102号。在当时绍兴钢铁厂未建时这里有河道直通北部。(图13)

图13 五云门外小灵桥位置


《嘉泰会稽志》卷十一记载的小陵桥、大陵桥在同一位置,即“会稽县”目中:“大凌桥在县东七里”;。如果不记这方位,小凌桥倒是可以印证“灵“小陵桥在县东七里”这大、汜桥在县东二里,石桥二,相去各十步”之记载。

还要说明的是南宋徐次铎《复鉴湖议》中载“为闸者凡四所:一曰都泗门闸,二曰东郭闸,三曰三桥闸,四曰小凌桥闸。”可见鉴湖兴盛时小陵桥既为桥也为闸。又“两县湖及湖下之水启闭,又有石碑以则之,一在五云门外小凌桥之东,今春夏水则深一尺有七寸,秋冬水则深一尺有两寸,会稽主之。”看来小凌桥之水利地位很重要,也或是对《嘉泰会稽志》“县东七里”的修正。

问题和存疑:

一是《嘉泰会稽志》既出现了灵汜桥条,又出现了大、小凌桥条记载,一般来说同一部《嘉泰会稽志》不应有错记;二是《嘉泰会稽志》所记的“小凌桥”里程在城七里,在距“梅龙桥”偏东。再进一步的资料佐证和分析,认为《嘉泰会稽志》记“小凌桥”的距离有误。大、小凌桥即是灵汜桥。其一,徐次铎《复鉴湖议》中所记“小凌桥闸”位置应在五云门近处。其二,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中的《会稽县图》中所示“小陵桥”位置在“钓桥”以东,“梅龙桥”之西,距五云门是为约1里。(图14)看来是《嘉泰会稽志》记小凌桥“七里”有误。其三,《嘉泰会稽志》中记灵汜桥“俗呼为灵桥”,表明此桥有别称及名称的延续性。

图14 清代绍兴城东地形图


四、结语

(一)灵汜桥的历史地位

灵汜桥在我国诸多重要历史文献中有着明确的记载,距今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是一座有着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桥,也是浙东运河上第一座有标志性的桥梁,遗址尚存。在中国大运河沿线的地位待考。

(二)今小凌桥遗址应是灵汜桥位置

基本确定灵汜桥遗址在小凌桥位置,其特征已印证文献记载和现场调查分析中的灵汜桥。

(三)灵汜桥有过多次修建过程

桥梁建设的材料和其他建筑、水利工程有着相似的发展水平。灵汜桥初建时建筑材料必定是以木制为主,至于改为全部用人工砌石材料的石桥最早应在北宋,此可从绍兴平原北部著名的玉山斗门北宋改建为石制得到证实。即使成为石桥之后也会有多次修复或重建。

(四)灵文园是越国重要活动基地

古越句践大、小城之东,以灵文园为中心之地当时是句践时越国的一个重要水陆交通枢纽、迎送之地、后花园。不但灵汜桥在其中,梅龙桥也是重要桥梁建筑及水道。

(五)进一步加强对灵汜桥的研究和保护

对灵汜桥的研究在吴越历史、运河文化、古桥变迁、水利发展、文化考古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建议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重视和开展对灵汜桥遗址保护和相关专题研究。如有条件重建更是文脉传承之举。桥梁本是水利、交通的产物,多学科的研究古桥,必定是其学术突破、提升品位和走向世界的方向和途径。

 

注释:

[1]邹志方《会稽掇英总集点校》,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2](明)萧良幹修;(明)张元忭,孙鑛纂;李能成点校,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宁波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3][5]宣传中主编《绍兴文物遗产》,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0、56页。

[4][15]邱志荣《上善之水》,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4页。

[6][8][9]邹志方《会稽掇英总集点校》,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9、290页。

[7]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65页。

[10]吴生春著《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11][13](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12]方杰主编《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第152页。

[14]黄钧等点校《全唐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458页。

[16]陈从周,潘洪萱《绍兴石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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