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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绍兴的城市水环境问题及其治理评述

孙竞昊

(浙江大学)

 

明清时期地处东南沿海的江南地区社会稳定,人口不断增长,且随着市场地发展,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涌入城市,从事手工业、商业等等服务行业。大量人口的聚集意味着城市人口密度不断提高,城市空间也相对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城市人口的居住和生活等民生问题也不断凸显,成为当时江南地区众多城镇面临的普遍问题。

本文以明清时期绍兴府城为中心的山会平原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其范围涉及当时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两县。明清时期,山会平原地区人口密度不断提高,平原聚落数量也随之上升。区域内部聚落与景观在此时段为之改变,并且由此带来诸多水环境问题,而绍兴府城作为山会平原上的人口集中地,其城市水环境的治理受到更多地关注。那么明清时期绍兴地区的聚落变迁具体情况如何,作为平原地区城镇及人口的中心地—绍兴府城—又采取哪些措施治理其水环境。本文在陈桥驿研究的基础上,[1]根据地方志相关史料的记载,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述。

一、明以前绍兴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其一,定址新建;其二,在原有聚落的基础上逐渐扩展。绍兴城则是由众多聚落发展而来。公元前六世纪前后,越族先民逐渐走出山林,向山麓平原地带迁徙定居,其农业生产方式也由迁徙农业逐渐转换为定居农业。在此迁徙过程中,形成各种各样的聚落类型。根据陈桥驿的研究,历史时期绍兴地区形成的聚落,按照其地域类型可划分为山地聚落、山麓冲积扇聚落、孤丘聚落、沿湖聚落、平原聚落和沿海聚落等。[2]而绍兴城则是在今卧龙山一带的孤丘聚落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绍兴城市始建于公元前490年,即越王句践七年。句践修建国都有两个目的:一、彼时张权: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孙竞昊: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句践被吴国释放回越国,通过建城定都,有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团结越国军民,一致对外;二,通过修建坚固的城市来提高越国的对外防御能力,保护越国民众。在此背景下,越国相继建成了句践小城和山阴大城。

《越绝书》中记载:句践小城,山阴城也。周二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3]而山阴大城规模更大,“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筑北面。……陆门三,水门三,決西北,亦有事。”[4]而两座城市的修筑,主要是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两方面考量。首先,范蠡曾向句践提出建议,“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5]从南北方向上看,大小城正好处于居中稍偏南的位置,东西方向上,由于有东小江(曹娥江)与西小江(浦阳江)天然屏障,因此两座城市正好修筑在中间位置,攻守两便,进退咸宜。其次,从自然环境角度讲,句践小城和山阴大城建在种山南麓,背靠种山既有利于减弱潮汐的冲击,又可利用种山附近的淡水资源和山上的林木资源以备生活所需。句践小城是越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山阴大城是其经济中心和生产基地。[6]两座城市互为犄角,相互照应,构成历史时期绍兴城市发展的雏形,为之后绍兴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句践灭吴之后,将国都迁至琅琊,并带走大量军队和人口,大城和小城随即由越国的国都转变为越部族的后方基地,其地位之下降显而易见。公元前334年,于越为楚国所灭。在此之后,秦、西汉至东汉中期这一时段中,以句践小城和山阴大城为主体的山阴县城并未有很大发展。究其原因,在上述时段中,政治地位下降和人口数量的减少是导致山阴县城没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7]东汉永建四年(129),原有会稽郡大致以钱塘江为界实现吴会分治。江北为吴郡,江南为会稽郡,郡治设在山阴县城。之后,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郡太守马臻组织修建鉴湖水利工程,与此同时山阴县城作为会稽郡的交通枢纽,也得到相应的维修和加固。[8]鉴湖水利工程的修筑,使当地水环境更适宜农业生产,为绍兴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而作为会稽郡治的山阴县城也即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大量人口迁入相对社会秩序较为稳定的南方地区,会稽郡自然受到北方移民的青睐。丰富的劳动力和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为当时会稽郡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今之会稽,昔之关中”[9],当时会稽郡的繁荣可见一斑。南北朝之初,山阴城已经成为“海内剧邑”[10]。南朝陈时期(约557~558)山阴县被分为山阴、会稽两县,以县城中南北向的河渠为界,西边为山阴县,东边为会稽县。

进入隋唐时期,国家政治中心重归北方,但绍兴(当时称为越州)仍获得不断发展,原有大小城在隋代被扩建,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发展。[11]特别是唐代绍兴北部海塘工程的完善,削弱了潮汐给这一地区带来的影响,为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保障。唐末藩镇割据,乾宁四年(897),越州被吴越王钱镠提升为吴越国行都,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

绍兴城市在南宋时期迎来发展高峰,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人口数量增加;二、城市规模大幅扩张。北宋末年,金兵南下,迫使宋室南渡,并再次带来大量北方移民,显然这次移民的影响远胜于南北朝时期。南宋高宗赵构曾在越州短暂驻跸,并改元绍兴元年(1131),将越州升为府,赐名绍兴,南宋朝廷之后迁往杭州。但绍兴作为南宋陪都,其地位显然高于其他府州。此外南宋一代,政府对绍兴城市内部的道路、河渠、桥梁等进行大规模修缮和新建,这样一来,基本奠定了元代及明清时期绍兴城市的水陆城建格局。[12]

纵观明以前绍兴城市的发展,其兴衰起伏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聚落型城市。城市本身起源于聚落,聚落由山地向平原移动,平原地区聚落由松散分布逐渐演变为密集分布,其核心区域逐渐具备城市的雏形,其发展过程属循序渐进式;二、政治型城市。绍兴城市的兴衰与其所处政治地位有着紧密联系,从句践小城的兴建到句践迁都,从秦汉时期的低迷到南宋时期的高峰,政治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城市发展的走向;三、移民型城市。绍兴城市的发展历程中,移民为其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其每次兴衰起伏的过程中都伴随着人口的流失和迁入;四、环境指向型城市。绍兴城市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与水环境互动的过程,聚落的安置,城市的兴建,都与当地以水为主的自然环境为主要参考因素,同时也是其发展变迁的基础。

陈桥驿在《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从历史时段上讲,论述了绍兴城市长时段的发展历程,并未讨论明清时期绍兴城市的发展和治理;从论述的角度来看,陈桥驿着重从政治、社会发展、人口和农业经济等方面来探讨绍兴城市发展的各种驱动因素,但较少提及明清时期绍兴水环境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宏观上论述了绍兴城市的发展变迁,为我们描绘了绍兴城市发展的历史图景,但并未从微观的角度具体论述绍兴城市内部河道、楼阁、山脉等等的情况。那么与之对应,明清时期的绍兴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环境、聚落等驱动因素有哪些变化?其发展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呢?因此,在陈桥驿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明清绍兴城市的发展状况,则十分必要。

二、明清绍兴区域水环境与聚落变迁

城市水环境与其所在的区域有密切的关系,区域水环境的变迁是造成城市中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那么明清时期绍兴地区的区域水环境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绍兴城的水环境有哪些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发展,绍兴地区聚落也在不断扩展,这些聚落的设置和扩展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可从聚落发展变迁的轨迹中探寻绍兴地区人们对于环境变迁的适应与应对机制。水环境的变迁与聚落的发展共同构成了明清时期绍兴城市水环境问题的背景。

(一)江流改道

1.浦阳江改道。浦阳江改道工程中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开凿碛堰山口,它是浦阳江下游北上汇入钱塘江的必经之路,打通碛堰山口便可使浦阳江下游实现分流,进而减少浦阳江流入西小江河道的水流量。关于浦阳江改道碛堰山口的过程,光绪《诸暨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开碛堰始于元至元间萧山县尹崔嘉讷,继于明天顺间知府彭谊,然麻溪东行之道仍如故也。至成化间知府戴琥始筑麻溪而塞之,并开碛堰而广且深之,时主其谋者萧山致仕尚书魏骥也。”[13]即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萧山县尹崔嘉讷首开碛堰山口,彼时碛堰山口河道甚为狭窄,只能分担一部分浦阳江水流,主道仍在西小江。至明成化年间(1465~1487)绍兴太守戴琥在萧山籍致仕官员魏骥(1374~1471)的影响下,将碛堰山口拓宽加深,以便其容纳更大的水流量。然而打通碛堰山口,并不意味完成浦阳江改道,此时浦阳江下游分为两条支流,一条过碛堰山口,经渔浦北上汇入钱塘江;另一条则经西小江过钱清镇向东在三江口入杭州湾。那么堵住浦阳江转入西小江的河口,迫使浦阳江完全转入碛堰山口才可算作改道工程的完成。

封堵浦阳江流入西小江的河口成为浦阳江改道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明天顺年间(1457~1464)绍兴知府彭谊“建议开通碛堰,于西江则筑临浦、麻溪二坝以截之。”[14]彭谊提出建议修筑临浦、麻溪二坝,使浦阳江之水不再流入西小江,此建议是否被实施,史料中并未说明。可以明确的是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是由成化年间(1465~1487)上任的绍兴太守戴琥完成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绍兴太守戴琥见山、会、萧三县深受西小江水患之害,沿江两岸皆斥卤之地、荏苇之场,其田可耕,其地可用。于是“相度临浦之北,渔浦之南,各有小淃,小舟可通,其中惟有碛堰小山为限,因凿通碛堰之山,引槩浦江(即浦阳江)而北,使自渔浦而入大江,由是槩浦江与大江合而为一,乃大筑临浦之麻溪坝,使槩浦江之水不得由小江而下,以为山会西北、萧山东南之害。”[15]至此,浦阳江改道工程结束,其开始于元至元年间(1264~1294),结束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时断时续,前后历经两百余年。经过此次改道,浦阳江下游的河道一直稳定在新开挖的碛堰山口。

2.钱塘江改道。钱塘江属潮汐性河流,其入海口在历史时期曾出现摆动,文献中记载钱塘江入海口主道有北大亹(亹同门)、中小亹、南大亹(亦称鳖子亹)三处。[16]根据陈桥驿等的考证[17]:长期以来钱塘江主道基本固定在南大亹,至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首次出现江道北移的现象,但主道仍在南大亹,一直持续至元朝末年;明代开始有所变化,自洪武开始,至万历为止,海凡五变”[18],钱塘江主道屡次北移,而后南归;清康熙十九年(1680)至三十六年(1697)江道一直固定在中小亹,杭绍两郡相安无事”[19]。康熙四十二年(1703),钱塘江主道水势北趋,海宁城南桑田渐成沧海,康熙五十四年(1715)海潮已直逼北岸海塘。与之对应的南岸绍兴沿海淤积渐多,康熙五十六年(1717)山阴县海塘外已“卤地数十里”[20]南大亹淤积情况可见一斑。康熙五十九年(1720),时任浙江巡抚的朱轼在奏疏中说:“赭山以北,河庄山以南,乃江海故道,近因淤塞,以致江水海潮,尽归北岸。”[21]南大亹出现淤塞并且逐渐稳定的情况大致出现在雍正元年(1723),此后不断淤涨形成一定规模。乾隆十二年(1747),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下曾开挖中小亹,使钱塘江主流进入中小亹,但江道北趋的形势无法根本逆转,十二年后,钱塘江主道复归北大亹,并且稳定下来。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出现北移的迹象开始,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最终稳定在北大亹,历经五百多年的河道变迁图景最终落下帷幕。

江流改道为绍兴城市的发展带来诸多积极影响。浦阳江改道为山会平原的农业生产带来可靠稳定的生产环境,使其免受因浦阳江泛滥而造成的水患灾害;因浦阳江改道而兴建的相关水利工程,可以有效地调节雨季水流,保证农业灌溉以及居民用水。

钱塘江改道则为绍兴滨海平原带来大量泥沙淤积,客观上钱塘江河道的北趋客观上为绍兴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全的自然环境,由于南岸泥沙的不断淤积,为绍兴北部海塘与江海之间制造了一个天然的缓冲带。虽然塘外泥沙时有坍涨,但总体上讲明清时期绍兴北部特别是萧山县所属地区的沿海滩涂面积是逐渐扩大的。南沙地区便是一例证。

由于钱塘江河道北趋造成的大片沿海滩涂,客观上为绍兴地区增添了一丝生存空间,为缓解当时紧张的人地矛盾做出了贡献。面对这样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绍兴沿海附近的居民不失时机地发展制盐业,种植各种耐盐碱性的经济作物,逐渐将这片地区改造成为绍兴新的农业生产基地,为明清时期绍兴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时至今日,这一地区特别是萧山地区(现已划归杭州)经济发展依然很好,从历史的角度讲,钱塘江的改道所造成的新的水文环境为绍兴带来了更多的是机遇。

(二)聚落变迁

明清时期绍兴地区的城市与市镇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其发展规模已远超前代。伴随着湖泊的开垦,山会平原上相当一部分土地被用来建造房屋桥梁,致使湖泊水面更加破碎,湖田及高地的圩田呈现出旱田化的趋势。彼时“湖田日辟,屋庐坟墓日稠,千村万聚,一望如屯云。”[22]在绍兴地区获得全面垦殖之后,平原上河网密布,交通便利,聚落数量不断增加,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很多较大规模的聚落慢慢发展成为集镇,例如柯桥、安昌等镇佃成为山会平原的大型集镇。[23]

根据陈桥驿的研究[24],将绍兴地区的聚落分为山地聚落、山麓冲积扇聚落、孤丘聚落、沿湖聚落、沿海聚落、平原聚落,这几种聚落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并非一成不变。绍兴地区的聚落类型之多,大部分由于其所处地区的地理环境差异而形成,而这种差异也造成了聚落功能上的不同。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会逐渐弥补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聚落其功能及类型都有可能趋于统一,然而这种趋同性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向最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那个类型去变化。[25]这种转变显然是伴随着其周边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的,当孤丘聚落附近的沼泽被逐渐开发为农田后,孤丘聚落显然也就不再孤单,人们也会从高处走下来,选择在农田附近建造房屋并最终形成聚落。这种选择不仅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是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对人类居住产生的新要求。

早期形成的聚落不仅在规模上有所变化,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会发生变化。这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很大关系,绍兴历史发展的早期,越民族的山地聚落就经常迁徙。这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鹿而给食”的迁徙农业形态决定了越族先民聚落经常迁徙的习惯。而随后的山麓冲积扇聚落则与人类的半定居农业有直接的联系。人类开始舍弃山地聚落,下山靠近山麓地区正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不仅如此,人们在河流附近建起聚落发展内河航运业,这类聚落的名称大都以埠命名。在经历长时间的开垦之后,山区来水含沙量不断加大,造成河流淤浅,附近居民则利用其淤积的泥沙围田种植农作物。原先的通航地点、河流码头等也因河流淤浅而继续向下游搬迁。

而在山会平原上,自鉴湖水系瓦解之后,绍兴地区进入了运河河网水系,对此洪惠良、祁万荣已有论述。[26]该水系以运河及天然河流为轴,各种塘闸堰坝节制水流,并以平原纵横交错的河流港汊以及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为辅助。而在明清时期,湖泊逐渐遭到围垦,该地区的水环境更加破碎复杂,并且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新开垦的农田必须有相应的水利设施与之配套,绍兴地区的农业生产更加依赖于河流灌溉和塘闸堰坝的配合;而实际上,明中期三江闸的修筑是进一步发挥塘闸堰坝的作用,三江水系也是运河河网水系的加强版。从本质上看,三江闸的修筑是在弥补失去湖泊以及其灌溉蓄水的损失,在三江闸修建之前,现有的水利体系无法承担更多的压力,因而修筑规模更大的水闸是势在必行。自三江闸修建到钱塘江改道的完成,山会平原上湖田的大量开垦与河道水渠的形成,进一步促使了市镇兴起。而绍兴市镇的发展与其经营的产业和水路交通有密切关系,这两方面都与水利有一定的关联。他们以运河为基础,依靠稠密的河网来实现链接,在此河网内部又有许多各式的桥梁连接各处居民点。

沿海聚落更是随着沿海滩涂的开发和滨海平原的扩张而不断变迁。明清时期钱塘江江道北迁,尽管带来严重的泥沙淤积问题,但是也正因泥沙的淤积给绍兴北部海涂开垦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海涂屯垦、沙田的治理以及沿海水利工程的建设,为绍兴北部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生产生活空间。可以肯定地讲,没有钱塘江改道这一水环境的变迁就没有绍兴北部滨海平原的繁荣。因此,绍兴北部聚落的发展首先得益于钱塘江的水道变迁,其次才是人类自身的努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从这个角度讲,没有钱塘江水环境的变迁就没有以南沙地区为代表的海垦地区。就其意义而言,绍兴北部的开发为明清时期该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扩大了其生存的空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地区的人地矛盾。

综上所述,浦阳江改道,使得山会平原获得较为安全的定居条件,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人们对于定居点和粮食的需求不断上升;进而使湖泊成为人们觊觎的目标,围垦湖泊成为当时解决农业生产空间不足以及建造房舍用地的主要途径。因此,湖泊的消失使原有依靠湖泊灌溉农田的方式难以为继,地方政府通过修筑闸坝、出台用水规则等措施来调整和规范水资源的利用。钱塘江改道不仅为绍兴带来新的农业发展空间,也为其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区域水环境的变迁,不断影响着山会平原聚落的变迁与发展,透过聚落变迁的图景,我们也可以逐渐洞悉人类对自然环境改变时做出的各种改造和应对机制。

三、城市生态问题与水环境治理

明清时期,伴随着人口的增长,聚落的变迁,工商业的发展使更多的劳动力涌向城镇,促进了绍兴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朝鲜学者崔溥(1454~1504)曾在明弘治元年(1488)自宁波经浙东运河过绍兴府,进而北上渡过钱塘江前往杭州,再沿京杭运河北上归国。其著作《漂海录》中描述当时绍兴城内“圜阓之繁,人物之盛,三倍于宁波府矣。”[27]而清代第一位留美毕业学者容闳的描述则更为直接,他曾于185910月前往绍兴购买生丝,“予自内地归后,十月间复有英友某君,倩予至绍兴收买生丝。绍兴去杭州西南约两月,忽患疟,不得已中途辍业。绍兴城内污秽,不适于卫生,与中国他处相仿佛。城中河道,水黑如墨。以城处于山坳低湿之地,雨水咸瀦蓄河内,能流入而不能泄出。故历年堆积,竟无法使之清除。总绍兴之情形,殆不能名之为城,实含垢纳污之大沟渠,为一切微生物繁殖之地耳,故疟疾极多。予幸不久即愈,甫能离塌,即急急去之。”[28]水环境恶化,是明清时期绍兴地区城镇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城市人口增长,经济不断发展,不仅需要大量的淡水资源,而且城内河道淤积、淡水污染、交通阻塞等问题也愈发严重。水环境恶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明清时期就已呈现较为紧张的态势。如何有效地管理城市公共空间在传统社会同样备受关注。对绍兴城市水环境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绍兴地区中小城镇在传统社会当中城市发展与水环境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部分,笔者着重考察明清时期绍兴城市水环境的各种问题,及地方政府治理水环境的措施及过程。

()绍兴城河体系与水环境问题

绍兴府城内,以东西向的运河与南北向的府河为府城水系骨干,府河由植利门入府城,北至昌安门;运河自都泗门至迎恩门,横穿绍兴府城;城内支流港汊众多且相互交织,皆通舟楫,构成相对独立的城河体系。府城内“以南北向府河为主干,从南门引流鉴湖水,经小江桥、香桥向北,出昌安门流入山会平原,又配以城东稽山河、城西环山河两条南北向主河道,使鉴湖水与北部平原水网相连接。”[29]府河东面,南北向河流有罗门河、南街河、咸欢河等十二条河流,府河以西,南北向的河流也有和畅堂河、狮子街河、前观巷河等八条河流。府城外四周环绕护城河。

府河以防洪排涝以及引水为其主要功能,城内其他南北向河流主要承担府城内交通运输、集市贸易和生活用水等任务,城外环城河则兼具防洪排涝运输等功能。明代修建三江闸后,北部完善的海塘闸坝防潮体系为府城赢得了安全的生活和生产空间,同时,包括府城水系在内的萧绍平原各水系之间水位差别彻底消除,水面平稳和缓。之后,绍兴府城裁撤了原先用于防潮的阻水堰坝,都泗门、东郭门、植利门、偏门、迎恩门、三江门随即畅通,最终城内人工河流与城外自然水系实现无差别对接,最终城河水系纳入到三江水系当中,成为其中一部分。

绍兴府城水系可谓四通八达,水资源丰富,但府城水环境及城市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河道淤塞狭窄,旱潦频仍,水路交通不便,商旅诤讼不断。第二,城中山石遭到偷采,破坏府城风水,且影响府城防洪工程,造成隐患。第三,陆路交通不畅,城中道路狭窄泥泞,府城街道阴暗晦涩,行人来往不便。府城水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那么是哪些原因造成上述问题的呢?

笔者从原始文献出发,在参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沿河居民不遵守古道,私自扩大庐舍,越河建造楼阁,“一人作俑,比户效尤,致令通津暗塞”[30]。正如明代绍兴理学家王守仁所言:(1472~1528)“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庐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筑,水道淤隘;畜泄既亡,旱潦频仍。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31]并且绍兴府城内河道狭窄,给城内居民生活以及城外商贩进城贸易造成诸多不便,“越郡为泽国,城中河流纵横,界面若棋局,其阔处可并三艇,狭仅容舠。自昌安门入,由斜桥至小江桥数十武,为城河孔道。两岸列市肆,货船填集,载者、卸者鳞鳞然,而行舟来往如激箭,每壅阻竟不能通。究其弊,则白蓬空船,叠泊不散,以致阗塞。”[32]这些入城的白蓬船何以不散呢?装货与卸货的船只都是白蓬船,而操控船只之人大多以乡下普通百姓为主,待其进入城中,常常并列摆放船只,以待装载。而之前就已经卸下货物的船只,仍在等待新的货物装船。两者不免发生口角,甚至相互攻击,致使河道阻绝,其他船只无法正常通行。加之管理河道的牙侩和总甲为获得更多的泊船例钱,贿赂府县官员,致使管理混乱,白蓬船主更加肆无忌惮。这样一来,“五丈河身,仅余四五尺,使行舟往来,苟相触焉,如逢隘巷,各不肯退,终日遂坐困,失时废事,民间病之。”[33]居民越制修建楼阁既妨碍河道中船只来往,又影响府城风水,“水涨则上碍船篷,水浅则下壅污泥,损坏风脉,阻滞商民,积弊相沿,莫此为甚。”[34]

第二,偷采府城内山石。以府城南部诸山为例,明末“居民无厉者开凿陈迦岭山,燔其石而烬,收之以灰以垩,民多灾伤。”[35]随后地方官员禁止开采,并将其收归官方,以防再次被偷采。明清之际,周边乡民及大户人家借社会动荡时机,再次采伐山石用以制作石灰,“如此,乃奸民乘机发凿于前、而土豪之射利者遂大开于后。”[36]进入清代以后,海塘工程方兴未艾,这就需要大量的石材以供其用。乾隆《绍兴府志》中记载:“驼峰为郡治后障,郡城之捍门水口,此与下马禹山并为沿海要区,如一开凿则全郡地脉俱伤。而海潮亦无所抵矣。雍正十二年,海宁塘工方兴,有奸民觊觎伐石,诡称是山为蜒蚰,山石坚可用以绐。有司制府稽公悉其奸状,下令永禁。今府城皇庙正殿东楹有碑记存。乾隆丙子夏,宋家溇筑塘,奸民改山名为鸟猪山,倡石多运,易之说以绐官时,十号官悉为所绐,连名申请开凿。岌岌乎宪令将下宕匠,皆操椎以待矣。沿海舆情甚恐,幸监司罗立齐公力持不可,星夜扣战门,白事而制。府哈公亦素重罗公言立命禁止。今层风叠嶂,得出云降雨如故者,实皆二公保全之德也。”[37]

无论采石烧灰,还是为海塘修筑提供石材,都对当地山林造成不可复原的伤害,并且在传统社会中,对于特别重视城市风水的官员及地方百姓而言,开山伐石无异于自家坟茔被盗掘。“粤考志乘山祖昆仑,其分支于岷山者为南条之宗,掖江汉之流,奔驰数千里,历衡踰郴包络瓯闽,而东赴于海,又折而北以尽与会稽为南镇,镇止也。南条诸山所止也,越郡正当会稽诸山之中,郡城之外,万峰廻合而中涵八山。……诸山蜿蜒以入于郡城曰龙山。郡治于是乎在八山之所尊也是。卧龙既众山所尊,郡治乃听政之处,其来宗气脉自当共相保护。故鹅鼻峰朱华山併过……亭山一带,历次饬禁,永垂遵守。”[38]因此无论从防潮还是府城地脉的角度考虑,私自开山采石已严重影响到府城居民及官方的利益。

第三,居民违制扩建店铺屋舍,道路被沿街住户侵占。宋嘉定十七年(1222)时任太守汪纲曾下令修整道路,“除关陌之秽汙,复河渠之便利,道途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经画有条役且无扰。”[39]时至清代初年,府城内道路经修整后,焕然一新,故海内有天下绍兴街之谣”[40]。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居民日夕侵占以广市庐,初联结飞簪,后竟至丈余,为居货交易之所。一人作俑,左右效尤,街之存者仅容车马,往时郡街旷朗,居民偶不戒于火,无延燎。自市楼窄,一火辄焚及数十家,每遇雨霁雪消,一线之径,阳焰不能射入,积至五六日,犹泥泞。行者苦之,至冬残岁晏,乡民杂沓,到城贸易百物,眉摩趾蹑,一失足则腹背为人蹂躏。”[41]从史料中可见当时城内房屋的密集程度,以及道路的拥挤。人们行走在道路之上,可谓不见天日。绍兴府城内不仅水路交通因人口增长而造成的私搭乱建深受影响,与之对应的道路交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概言之,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给城市生态带来诸多隐患,府城内以运河、府河为主的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明清两代的地方官员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治理,下文将着重论述明清时期绍兴地方官员对于府城内水环境的各种措施。

(二)绍兴府城运河及其他河道治理

明嘉靖三年(1523),南大吉上任绍兴知府,面对运河两岸居民违制建造楼阁及河道淤塞、舟楫难行等问题,首先开始针对运河的整治,进而将治理内容扩大到绍兴城河及上灶溪(若耶溪上游)。治理的对象从清理运河及城内河流两旁的违制楼阁开始,“南子乃决沮障,复旧防,去豪商之壅,削势家之侵。”[42]虽然被拆毁房屋的人家多有怨言,[43]但因南大吉之举深得众望,坚持不懈,“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欢呼络绎。是秋大旱,江河龟坼,越之人收获输载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于垫溺。”[44]众人皆赞赏绍兴知府南大吉的治河功绩。[45]之后,南大吉对河道进行清淤,“乃浚城河,浚运渠,浚堰,浚浦。遂瀹我川首尾二百余里,勤劳甚矣。”[46]加大府城运河、府河等河流的排水量,进一步便利了府城的水路交通。在疏浚了运河与城内府河之后,南大吉又主持治理上灶溪。因上灶溪地处若耶溪上游是绍兴府河的重要水源,因此治理上灶溪则势在必行。当时“蓋万峰之瀑交注于上灶之川,既泻而为石堰,又泻而环禹穴,其滨则皆稼穑之地,又其滨则皆荒阻崖壑、薪刍老树,丛篁交荫之境,故欧冶以之而淬剑,郑弘以之而泛艇,不有秀川,何以来此佳客哉。然而龙蛇变穴,水恠肆妖,沙塞岸圮,已不可殚记岁月矣。故舟楫莫通而行人悉劳桔槔无功,而农人载病。正德间,耆民赵橙闻于上许其浍也。独有司者不能为民隐忧。每辍不为。”[47]史料中并未详细记述南大吉治理上灶溪的过程,但从之后民众的反映来看,此次治理效果应较为理想。[48]

南大吉之后,会稽知县张鉴疏浚学河,季本予以记录。崇祯六年(1633)邑人御史金兰曾号召士绅捐资,分段疏通府河。上述两则皆小规模治理,其余时间断内,明代基本没有专门针对府城水系的治理活动,[49]但明代关于治理运河的议论始终不绝于书,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1485~1563)曾在《浚学河记》中言:会稽人季本“惟越水国也,故其俗以舟楫为车马,行李之往来,货财之引致,皆有赖焉,然犹利之细者也。自鉴湖既废,高下皆田,下流虽有诸闸之防,苐可因水势以时蓄泄耳,其上苟无沟渠河荡以瀦之,则岁旱无所取水,防亦何益乎?故善治越者,当以浚河为急。”[50]又如,曾师从季本的明代文学家徐渭(1521~1593)在其《水利考》一文中,提到:“为今之计,莫若浚诸河渠而使之深,则可储蓄而不患于旱,近守南大吉之法可遵也;又增修堰闸而使之多,则可散泄水势而不患于潦,旧令曾公亮之迹可复也;又修筑海塘而使之完且高,则可捍御风潮而不患于泛溢,近岁知县王教土塘榆柳之议不可易也。”[51]明末文学家张岱(1597~1689)于崇祯七年(1634)十二月曾上疏整治绍兴府河,“窃见府城南利植门至北昌安门,市河一带,中分两县,直达三江。口吸万壑千谿,由肠胃腹心而脉归尾闾;足履九宫八卦,合丙丁壬癸而位济坎离。是以舟楫一通,则城野交利;生克既合,则火患永除。奈河当市庐之冲,户列编民之杂,刍芥积若投鞭,尘垢多如囊土。通城隧道,忽作泥封;分壤界河,几同茅塞。以致乡村不便趋市,颇多负载之劳;遂使闾市常罹火灾,竟无灌溉之利。某等居皆近市,利害切肤,急则呼天,哀号同口。”[52]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明代绍兴水利的重点主要在浚河与海塘两方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钱塘江河道不断北迁的背景下,海塘建设在明末乃至清代基本退居二线,而对于萧绍平原内部水网的梳理则成为明代以后若干时间内绍兴水环境治理的重点内容。

入清以后,由于三江闸及海塘的作用,绍兴府城不再受海潮的侵袭,以及由此产生的饮用水变咸和潮泥淤积等问题,但府城河流的上游水土流失以及居民的生活排污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府城水环境。乾隆《绍兴府志》记载,绍兴知府俞卿上任之前,“郡城中河道错若绘画,自通衢至委巷,无不有水环之。民居稠杂,日投秽恶以淤障水道,一月不雨则骤涸,船载货物行水中,用力百倍,入夏尤艰苦。”[53]康熙五十一年(1712)俞卿上任时,曾组织人力疏浚府城中河道,但是第二年河道依然如故,淤积严重。俞卿询问后得知,“蓋前郡邑长吏遇旱亦令民掘河,民仅取土数篑峙之两厓间,及水涨惮于舟运,复挤之河中。”[54]于是,俞卿下令不得效仿前事,疏浚河道,深必三尺,其广必极两岸。”[55]从各城门开始疏浚,以一里为单位,起止处各设土坝阻挡,并设专人负责监督,工程验收合格之后方可开坝放水。之后俞卿又征集民船将清理出的淤泥运往城外。“故城与乡各均其役,不一月工竣。”[56]

康熙五十四年(1715),俞卿经过考察,认识到城中沿河两岸私自建造水阁的危害,认为:犹人身有血脉也。血脉凝滞,厥为投剂通其滞。”[57]而城中有城心有河,众疾作,识之士也认为水阁不拆,久必生害。于是俞卿下令拆除沿河两岸违规楼阁,并立碑警示后人。《禁造城河水阁碑》全文如下:“为永禁官河造阁,复水利以培地脉事,照得越郡城河从鉴湖南入,直进江桥,分流别浍,号为七弦。固四达交通,发祥毓秀,为阖郡利益也。自居民不遵古道,始于跨河布跳,继而因跳构阁,一人作俑,比户效尤,致令通津暗塞。水涨则上碍船篷,水浅则下壅污泥,损坏风脉,阻滞商民,积弊相沿,莫此为甚。本府莅任,即捐俸疏河,及确访水阁情弊,更逐处亲勘,随经出示晓喻,限期拆卸。不数日而障开天见,复还古制,远近同声称快,即造阁人户亦无不输诚悦服。兹据通郡绅衿、耆老、船户人等各具呈词,公呼立碑垂久,事关地方利弊,合行永禁,为此仰郡属居民知悉:当念河道犹人身血脉,淤滞成病,疏通则健,水利既复,从此文运光昌,财源丰裕,实一邦之福,非特官斯土者之厚幸也。倘日后仍有自私图便,占河架阁等弊,许邻右总甲指名报官,以凭按律究治,若扶同容隐,察出并罪。各宜永遵,毋得玩视。”[58]

俞卿之后,乾隆年间绍兴知府李亨特,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再一次整治府城内河面上的障碍物及违规建筑物。李亨特先出示《禁造城河水阁示》历数府城内影响水环境的诸多因素,“因迄今越年已久,市民复蹈前辙,仍架水阁,致使通衢黑暗,污秽淋漓,水皆臭恶,泥污壅积,甚有妇女踞坐阁上或当阁曝光蓑衣秽物,舟行其下恬不知耻,且两岸相接设遇,祝融不公必致延灾,尤为大害。更查设有平矮石条木桥以图行走自便。不顾下碍舟楫。亦干河道不便,均应拆禁。”[59]并限期拆毁,若有阻碍者必遭严惩。李亨特疏浚城河之后,府城内水环境为之一清。

在明清两代三位知府的治理后,绍兴府城水环境在一段时间内效果良好,水体清洁,河面宽广,舟楫便利,但体制缺陷及管理制度不完善,不免陷入一治一乱,治了再乱的怪圈。总之,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仅靠一两任地方官员的励精图治显然无法达到人们想要的效果。

除上述绍兴府城河流以外,地方政府对市区街道进行整治。原有街坊大多修建于明代万历或者崇祯年间,旧有街坊有四柱,“中二柱在街心,外又有二柱跨街南北,今外柱砌入屋中,并中柱亦据而有之”[60],公共空间被商贩占据,为复原街道旧貌,康熙六十年(1721)绍兴知府俞卿下令拓宽街道,直到行人可以自由往来。后又拆除水阁,使街道彻底通畅。

最后,明末绍兴地方政府曾禁止百姓采伐山石,根据毛奇龄的记载,清顺治十一年(1654)、康熙十年(1671)曾两次出台政策,禁止挖掘府城中山石。[61]之后,绍兴知府李亨特再次申禁,“俾军民人等知悉,嗣后鹅鼻峰、朱华山、大庆陈家岭茅阳方前应家山狮子山琵琶山亭山一带,其栽培竹木,垦种植物,樵采柴薪,建造房屋,营造坟茔等项,仍听各业主自便外,但不得开山采石,开窑俏,再违犯严拿重究,将山入官,断不宽贷。”[62]

四、总结:人口、城市与水环境

明清时期,江南城镇水环境恶化较为普遍。但造成水环境恶化的原因,除气候等自然因素外,虽有相通之处,但各个城市的侧重点不同,因而需要具体分析。绍兴城市水环境问题的发生以及治理与其人口数量、城市地位有着密切关系,而其治理的内容也因上述原因而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

首先,明清时期无论就人口规模考察,还是人口密度计算,绍兴地区在浙江省都名列前茅,清中期整个绍兴府的人口规模已位居浙江省内第一。[63]因此在诸多影响要素当中,就绍兴而言,人口无疑是影响绍兴城水环境的首要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众多人口逐渐脱离土地进入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城市交通住房及卫生等诸多民生问题,城市水环境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其次,绍兴城作为江南中小城镇,政治地位相对较低,其城市水环境的治理,不仅缺乏长效管理机制及专门机构,而且治理水环境只能依靠地方官员和士绅的非制度性因素。其中,地方官员起着主导作用,也使此类活动向修建水利的方向发展,并带有较强官僚特色,其治理的原因、过程及相关活动并没有呈现出近代市政化的特点,即仍然在传统社会管理的框架下周而复始的运作。

最后,治理的内容也有所区别。绍兴府城水环境的治理主要集中在河道清淤和拆除违规建筑上面,虽有居民向河道中投掷垃圾,但由于其府城河流与城外河流相通,能够及时更新净化水资源,因而绍兴府城中水质相对较好。另外明清时期绍兴手工业发展受到农业的阻滞,没有达到江南核心区域,例如南京城中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因而在手工业污染方面,绍兴的情况相对较轻。


注释:

[1]目前学界对绍兴聚落及城市发展的研究以陈桥驿先生的著述最为突出,其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吴越文化论丛》一书中,由于涉及多篇论文,且相关研究笔者会在文中具体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参见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

[2]参见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地理学报》,1980年第1期,第17页。

[3]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2页。

[4]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3页。

[5](东汉)赵晔著,张觉校注《吴越春秋校注》卷八《句践归国外传第八》,第206~207页。

[6]参见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见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60页。

[7]参见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见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61~362页。

[8]自大小城修筑以来,有关山阴县城的修筑一直到隋代才有正式记录。但有鉴于山阴县城在鉴湖水利工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城墙及城内堤坝应该有所整修。参见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见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63页。

[9](唐)房玄龄《晋书·诸葛恢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42页。

[10](南朝梁)沈约《宋书》卷81《顾觊之传》(第8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79页。

[11]参见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见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65~367页。

[12]参见陈桥《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见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68~374页。

[13]光绪《诸暨县志》卷13《水利》,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第1页。

[14]嘉靖《萧山县志》卷2《建置志·水利》,《明清萧山县志》,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

[15]康熙《绍兴府志》卷17《隄塘》,《绍兴丛书》(第一辑),第2册,第432页。

[16]“盖古时钱塘江入海之道有三:一曰南大亹(即鳖子门),在龛山、赭山之间;一曰中小亹,在赭山与河庄山之间;一曰北大亹,在河庄山与海宁县城之间。”见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二类《地理·闸》,冯建荣主编《绍兴水利文献丛集》,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440~441页。

[17]车越乔、陈桥驿《绍兴历史地理》,第37~40页。

[18]五变指永乐九年(1411)、成化七年(1471)、弘治五年(1492)、嘉靖七年(1528)、万历三年(1575),引自陈善《捍海塘考》,闫彦、李大庆、李续德主编《浙江海塘·海塘艺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页。

[19]朱定元:《海塘节略》总序,闫彦、李大庆、李续德主编《浙江海塘·海塘艺文》,第127页。

[20]俞卿《山阴海塘碑记》,乾隆《绍兴府志》卷16《水利志三·海塘》,《绍兴丛书》(第一辑),第5册,第426页。

[21]雍正《浙江通志》卷64《海塘三》,《清雍正朝浙江通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册,第1620页。

[22]陈绂《俞公塘记事》,乾隆《绍兴府志》卷16

[23]参见陈桥驿、颜越虎《绍兴简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8页。

[24]陈桥驿、颜越虎《绍兴简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4页。

[25]参见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地理学报》,1980年第1期,第20页。

[26]洪惠良、祁万荣《绍兴农业发展史略》,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41页。

[27](朝鲜)崔溥著、(韩)朴元熇校注《崔溥漂海录校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28](清)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29]邱志荣、陈鹏儿《浙东运河史》(上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页。

[30] [34](清)俞卿《禁造城河水阁碑》,见(清)李亨特修、平恕等纂乾隆《绍兴府志》卷14《水利志一·府河》,《绍兴丛书》(第一辑),第5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9页。

[31](明)王守仁著,王阳明全集(中)卷23·外集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第746页。

[32] [33](清)蒋士铨著、邵海清校、李梦生笺:《忠雅堂文集》卷8《移绍兴太守张椿山书》,见《忠雅堂集校笺》(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4~2315页,第2315页。

[35] [36](清)毛奇龄《严禁开燔郡南诸山碑记》,见(清)李卫、嵇曾筠等修,沈翼机等纂《清雍正朝浙江通志》第13册,卷262《艺文四》,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306页。

[37](清)李亨特修、《绍兴府志》,(第一辑)第5册,平恕等纂乾隆卷3《地理志三·山》《绍兴丛书》,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6~87页。

[38](清)李亨特修、《绍兴府志》,(第一辑)第5册,平恕等纂乾隆卷3《地理志三·山》《绍兴丛书》,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页。

[39] [40] [41](清)李亨特修、平恕等纂乾隆《绍兴府志》卷7《建置志一·衢路》,《绍兴丛书》(第一辑),第5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7页。

[42] [44](明)王守仁著,王阳明全集(中)卷23·外集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第746页。

[43](明)王守仁《浚河记》:“失利之徒,胥怨交谤,从而谣之日:南守瞿瞿,实破我庐:瞿瞿南守,使我奔走。”见(明)王守仁著,王阳明全集(中)卷23·外集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第746页。

[45](明)王守仁:《浚河记》:远近称忭,又从而歌之日: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煸也,微南侯兮,吾其燃矣。霪其弥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鱼鳖矣。我输我获矣,我游我息矣,长渠之活矣,维南侯之流泽矣。’”见(明)王守仁著,王阳明全集(中)卷23·外集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第746页。

[46] [47](明)沈宏道《浚上灶溪本末》,载(清)俞卿修、周徐彩纂康熙《绍兴府志》卷16《水利志一》,《绍兴丛书》(第一辑),第4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01页。

[48]当地民众为其谱写的歌谣:川溶溶兮灶之间,起孔湖兮带石帆。阳明坼兮洞旁启,若耶通兮白莲寒。仙风回兮樵舟急,酒翁峙兮玉浆乾。逝水滔滔兮喟者希,地虚秀兮人不来,岸有芷兮畹有苔,怀佳人兮在高台。彼欧冶兮进剑术,事吴主兮杂霸材。眇生予兮寄一宅,俯宇宙兮多感慨。劫灰飞兮变海桑,禹凿穷兮津河荒。津无梁兮河无航,驾言行兮思之无方。矧无登兮粒食缺,不有拯兮苍生曷将?南侯南兮慈波扬,垂千载兮怀不可忘。”参见(明)沈宏道《浚上灶溪本末》,载(清)俞卿修、周徐彩纂康熙《绍兴府志》卷16《水利志一》,《绍兴丛书》(第一辑),第4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01页。

[49]在明代南大吉之后上任的绍兴知府例如戴琥、汤绍恩等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府城外围水系的治理,他们采取的措施主要针对山会平原整体的农田水利,例如浦阳江改道、山会水则、三江闸的修筑等等,这些工程或涉及府城水系,但重点并非城河水系的治理。

[50](明)季本《浚学河记》,(清)吕化龙修、董钦德纂康熙《会稽县志》卷4《山川志下·河》,民国刻本,第8页。

[51](明)徐渭《水利考》,(清)吕化龙修、董钦德纂康熙《会稽县志》卷12《水利志·池》,民国刻本,第5页。

[52](明)张岱《疏通市河呈子》见(明)张岱著、云告点校《琅嬛文集》长沙: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292页。

[53](清)李亨特修、平恕等纂乾隆《绍兴府志》卷14《水利志一·府河》,《绍兴丛书》(第一辑),第5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8~359页。

[54] [55] [56](清)李亨特修、《绍兴府志》,(第一辑)平恕等纂乾隆卷14《水利志一·府河》《绍兴丛书》,第5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9页。

[57](清)韩矩:《毁水阁记》,见(清)李亨特修、平恕等纂乾隆《绍兴府志》卷14《水利志一·府河》,《绍兴丛书》(第一辑),第5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9页。

[58](清)俞卿《禁造城河水阁碑》,见(清)李亨特修、平恕等纂乾隆《绍兴府志》卷14《水利志一·府河》,《绍兴丛书》(第一辑),第5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9页。

[59](清)李亨特《禁造城河水阁示》见(清)李亨特修、平恕等纂乾隆《绍兴府志》卷14《水利志一·府河》,《绍兴丛书》(第一辑),第5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9页。

[60](清)李亨特修、平恕等纂乾隆《绍兴府志》卷7《建置志一·衢路》,《绍兴丛书》(第一辑),第5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7页。

[61](清)毛奇龄:《严禁开燔郡南诸山碑记》,见(清)李卫、嵇曾筠等修,沈翼机等纂《清雍正朝浙江通志》第13册,卷262《艺文四》,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307页。

[62](清)李亨特修、平恕等纂:乾隆《绍兴府志》卷3《地理志三·山》,《绍兴丛书》(第一辑),第5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页。

[63]有关明清两代绍兴府人口的论述,参见潘承玉《明清绍兴的人口规模与“士多”现象——韩国崔溥<漂海录>有关绍兴记载解读》,《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7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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