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试论古鉴湖的围筑 对绍兴文化生态的深远影响


周幼涛

 

摘 要:自然环境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它对文化的发展虽然不起最后的决定作用,但却有重大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文化发展的速度、方向、特点和类型。在历史时期,由于人类的活动,绍兴的自然生态环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优化过程,尤其是鉴湖的围筑及其以后的堙废,使绍兴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绍兴文化本身发生了一系列变迁。这三者之间各种繁复的制约和适应,构成了一个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任何一处变动都会一链一链地影响到各处。由此可见,正因为保护和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既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却又随处可以切入,所以我们在从事这项事业时,既需有宏观上的全局规划,在微观上亦需处处留意,尤其是不让微观上的那些“建设”成为宏观上的破坏。

 

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很早就为人们所关注。《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说的就是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

文化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的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由主体系统和环境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主体系统是文化本身;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人类适应自然环境而创造文化,同时也创造了社会文化环境。而社会文化环境反过来也对自然环境发生影响。由此而言,一个地域的文化生态系统,乃是一个由这一地域的自然环境系统和生活于这一地域中的人们通过适应这种自然环境所创造的文化主体系统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社会文化环境系统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越王句践曾经这样描述过越国所处的自然环境:“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①这种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造成了越国人在生活方式和精神性格方面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习水便舟,一是勇敢争胜。正如句践向孔子所介绍:“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②

而在秦汉以后,由于鉴湖的围筑和北部平原的不断拓展,绍兴自然环境的峥嵘奇谲之气便日趋平和文秀,“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终究敌不过“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让后者成了决定后世绍兴文化面貌的主导因素。

自然环境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它对文化的发展虽然不起最后的决定作用,但却有重大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文化发展的速度、方向、特点和类型。

在卷转虫海进达到高潮的年代,汹涌的海潮直薄会稽山麓,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今天的绍兴平原。因此可以这么说,三、四千年以来,绍兴人民念的就是一部围海造田的《山海经》。美丽富饶的绍兴平原,乃是世世代代的绍兴人民及其领导者通过胼手胝足的劳动和呕心沥血的经营,从山与海的结合部上捞出来的一片热土。

曾几何时,海平面逐渐下降,在山海之间,出露了一片沼泽涂地。于是,退入会稽山腹地的於越先民又开始向平川发展。在越王句践时代,今日绍兴平原的南部肯定有了不错的开发。以后,海水不断退去,平川的北缘不断涨出涂地。于是在东汉时期,会稽太守马臻作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策:在南部平原围湖蓄淡以加速北部平原的开发。这个决策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要以放弃一千年以来的开发成果作为代价去换取同样需要一千年时间才能完全释放其红利的水利成就。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个工程泽被后世,利在千秋,但当代必须作出巨大的奉献,包括牺牲!马臻注定要成为一名悲剧式的英雄。

无论是富人的还是穷人的,方圆三百里之内的田宅都沉入了鉴湖湖底。一时间民怨沸腾,群情汹汹。于是乎豪绅牵头,众庶画押,一纸万人状告到了京城。面对如此舆情,国家对民众必须有个交待,而这个交待就是马臻的项上人头。有意味的是,马臻虽已就刑,但鉴湖却被保留了下来,这说明皇上也明白鉴湖是个好东西。以一条官员的性命换来一个鉴湖,值!朝廷也知道马臻死得冤,但是在两冤之间考量,只能出这一手,所以在民怨止沸以后,便考虑着设法给他平反。结果天随人愿,竟发现这张状纸上的署名全是“死灵魂”。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编出来的,但都无关紧要了,中央所要的也无非是一个理由而已。马臻有恩于会稽,但会稽却有愧于马臻。心怀愧疚的人们匆匆赶去洛阳,将马臻的遗体路远迢迢运回山阴,安葬在鉴湖之畔,并就墓,四时致祭。北宋时,仁宗皇帝敕封马臻为“利济王”。马太守泉下有知,想可以瞑目矣。

古鉴湖南依会稽山脉,北至人工堤塘,东抵东小江(今曹娥江),西近西小江(今浦阳江),控制集雨面积610平方公里,水面面积172.7平方公里,正常水位在5米高程上下,正常蓄水量2.68亿立方米,总库容量在4.4亿立方米以上。湖中共有115个岛屿,面积17.23平方公里,又以绍兴古城南自稽山门至禹陵的一条长约3公里的驿堤为界,划分成东、西两湖,分属会稽、山阴两县。

作为水利工程,古鉴湖的主体是北缘的堤塘,历史上称为“南塘”(与杭州湾南岸的海堤“北塘”相对称)。据考证,古鉴湖堤塘东起蒿坝(今上虞市蒿坝镇)斗门,经白米堰折西,沿陶堰、皋埠至城东,环城南而过,由偏门折西北,迄于今绍兴县钱清镇大王庙村的广陵斗门,全长56.5公里。

古鉴湖的筑成,标志着绍兴地区开发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跃进,这个划时代的水利工程,有力地加速了山会北部平原的开发,为绍兴最终成为富甲江南的鱼米之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巨大的水体造就了鉴湖地区极为发达的水产业,“茭、荷、菱、芡之实不可胜用,鱼、鳖、虾、蟹之类不可胜食”; ③另一方面,充足的淡水资源被迅速用于鉴湖以北沼泽平原的改良和开发,到六朝时,“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之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④

除了造就了这个优越的经济生态环境外,古鉴湖还给绍兴带来了一个始所未料的效益,就是极大地优化和美化了绍兴的自然环境,使会稽山在与鉴湖的相依相拥中彻底地改变了它的自心尺度和外在风貌,从而为审美的山水文化在这里的率先兴起创造了先期条件,并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文人雅士趋之若鹜的山水旅游和文化旅游的热点区域及宗教兴盛之地。而这一种态势及其惯性,对绍兴文化生态的重构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山水之美,虽以其本身的自然尺度作为基础,但自然物能够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又是人们认识、利用、征服和开发自然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不断地改变着其与对象世界的关系,而人类只有在与山水的实际较量中获得了改造山水以适应自身需要的显著成果,并对自己的这种力量建立起充分的自信心,感到自己与山水已经处于平等甚至优越地位的时候,才会对山水提出完满性的要求和期待,产生审美的冲动。

    在中国,人们对自然的审美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现的。而绍兴,由于其水环境在东汉时期通过古鉴湖的围筑获得了一次革命性的先期改造,再加上其他某些条件在这里的偶然契合,使它得以率先成为海内闻名的山水审美胜地。

对山水,一般可以分作三个层次来把握:其一,是纯粹自然的山水环境;其二,是自然经过人工改造而形成的山水环境;其三,是反映在人们意识中的理想的山水环境。

据《世说新语》记载,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来过会稽之后,有人问他会稽的山川风光如何?顾恺之以其特有的眼光和语言评价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显然,顾恺之这个审美描述的物质对象是会稽山诸溪水(泛称36源,主要是若耶溪)流域中纯粹自然的山水环境,并不包括鉴湖在内。这种风光,不仅在鉴湖筑成之前古已有之,而且至今在绍兴所属各县市的山区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通常所说的“山水风光”,在其主要和狭义的涵摄上,指的也就是这种景状。

但是,从六朝开始会稽山川之美之所以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主要地却在于它已是一个自然经过人工改造而形成的山水环境。

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浩瀚明洁的鉴湖水在一个纵横百里的宽广空间上把会稽山中的“千岩万壑”组合成为一幅前所未有的山水画卷,其风光正如后来李白所咏:“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⑤由此,绍兴的山水风光出现了新的特点,这个特点最早由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说了出来:“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季,尤难为怀。”⑥而唐代的戴叔伦则更加明白地指出:“越中山色镜中看。”⑦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北方战乱和政治中心南移,大批黄河流域居民纷纷避乱江南,会稽郡成为当时主要的移民聚居地之一,其结果是大规模地引进了中原的先进文化。这不仅包括大量的北方劳动力人口,也包括了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以及中原的人才和学术与思想观点。从历史进程看,一方面,这些熟练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力地推进了绍兴地区经济的发展,使绍兴得以“海内剧邑”的实力与建康东西对峙,俨然成为江南的两大都会,以致晋元帝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⑧之叹,从而奠定了以后在隋唐盛世与全国同步起飞的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尤其是秀丽的山川风光,正好迎合了当时回归自然、企求心灵超越的思想潮流,使绍兴尤其成为南迁名士的宦游、寄寓和聚会之地。他们在会稽的文化活动和文化建树,有力地改变了绍兴的社会文化环境。

随着这批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士子的到来,绍兴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色彩和新的方向,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进一步汇聚交融,使绍兴文化开始了从一个落后偏僻且一直保持着自身原始内涵的地方民族文化向先进的文化共同体中同构的区域文化的根本性转变。绍兴文化在仍具阳刚风骨的同时,普遍呈现出阴柔之美。这种新的文化因子的积淀渗入到绍兴精神之中,使后者出现了刚柔并济的风貌。

被今人喻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唐宋时期的绍兴社会文化环境,可以认为是东汉时期古鉴湖自然生态环境和六朝时期社会文化环境持续发展的双重结果。

唐代,是古鉴湖风光最为成熟的时期。“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⑨、“涨接星津流荡漾,宽浮云岫动虚空”⑩、“漾舟喜湖广,湖广趣非一”⑾、“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⑿、“试览镜中物,中流到底清”⒀、“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⒁。由于这种宽广、舒展、深沉、清凉的风格与盛唐气派颇为契合,使绍兴又因在唐代接待了不下400余位入越游历的诗人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品位。

到宋代,鉴湖水风光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东汉时期围筑鉴湖的初衷,在于让山会平原的南部蓄淡以加速北部的开发。孔灵符在《会稽记》中说:“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劣,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人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这种功能和效益至少持续了8个世纪。在这8个世纪中,它起了滞洪和灌溉的作用,使山会平原北部的沼泽地得到了大面积的改造。到唐代,随着海塘工程的全面完成和北部平原上河湖网整治的发展,大量淡水北移。这样,古鉴湖便逐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后于公元11世纪前后受到全面的围垦,使原来的一片浩渺湖水变成了与平原北部一样的河湖棋布、阡陌纵横的良田沃野,湖区面貌与北部平原面貌逐渐趋于一致。从此,绍虞平原上成名已久的鉴湖风光就逐渐被今人所熟悉和称道的“江南水乡田园风光”所取代。

在今天,完整意义上的鉴湖早已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目前绍兴所呈现的江南水乡田园风光则又远远地超出了古鉴湖的范围,几乎可以包括整个绍虞平原。但是,由于这一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在绍兴历史上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至今人们仍然习惯于称绍兴的江南水乡田园风光为“鉴湖风光”。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⒂这种清丽雅致一派阴柔之态的“鉴湖风光”与南朝以至隋唐时代雄浑豪阔充满阳刚之气的古鉴湖风光迥然不同,其主要特色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小桥、流水、人家”。

自然环境的这个变迁,一样对绍兴文化发展的速度、方向、特点和类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使绍兴文化呈现出吴文化的面貌。狭义地说,古代所说的“江南”,指的是苏南浙北这一块。然而今天的绍兴,也被人们视为典型的江南。如在1982年2月国务院将绍兴列入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理由中就有绍兴“是江南水乡风光城市”这么一条。

综上所述,纵观历史时期绍兴自然生态环境、绍兴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绍兴文化本身的各各发展和变迁,三者之间各种繁复的制约和适应几乎无时不刻不在发生着。这是一个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任何一处变动,都会一链一链地影响到各处。由此可见,正因为保护和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既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却又随处可以切入,所以我们在从事这项事业时,既需有宏观上的全局规划,在微观上亦需处处留意,尤其是不让微观上的那些“建设”成为宏观上的破坏。

 

注释:

①《越绝书·计倪内经

②《越绝书·记地传》

③《嘉泰会稽志》卷十七

④《宋书·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传》

⑤唐·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

⑥《世说新语·言语》

唐·戴叔伦《兰溪棹歌》

《晋书·诸葛恢传》

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唐·李频《镜湖夜泊有感》

唐·宋之问《早春泛镜湖》

唐·李白《送友人寻越中山水》

⒀唐·孟浩然《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

唐·杜甫《壮游》

⒂宋·王观《卜算子》 

 

                               2014年10月30日

 

    ——原文载于《中国鉴湖》第一辑,第69—74页


返回顶部|网站地图|联系我们|浙ICP备14029982号-1

联系地址: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41号 电子邮件:sxsjhyjh@163.com

电话:0575-85330120,85356217 传真:0575—85356217

Copyright © 2014-2017 绍兴市鉴湖研究会 版权所有 网页设计:图优网

浙公网安备 330602020001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