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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 景行行之

陈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三。据说走得很平静,象睡过去一样,永远睡着了,没有任何痛苦。在获悉陈先生辞世的信息时,我一直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在我的印象里,陈先生一向精力充沛,身板尚健。每次见面,总是听他引经据典地滔滔不绝,偶而还会夹杂一二句英文。而且,先生每天笔耕不止,似乎总有写不完的文稿,做不完的考证和研究。待我静下心来,从相关人员口中证实,这信息确实是真的时,两行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陈先生,您怎么走得如此急促呢?您平时总是风趣地说争取跑100米,怎么还没跑完就退场了呢?或许您真的是太累了,真的是象书上说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人固有一死。我以为,陈先生的一生是教书育人的一生,是学术成就卓著的一生,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一生,相对于常人来说,陈先生的生命历程可谓是福寿圆满。

    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的生命如同花开花落、春去冬来一样,只是一个偶然的自然现象,对生命的存在实在用不着有过多的庆幸,对生命的离去也用不着有过多的伤怀。但我以为:生命是一个自然历程,同时更有一个精神历程。自然历程中的那些美好东西转瞬即逝,而精神历程中那些点点滴滴的美好细节,如雨露滋润在心田,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抹去。因为它的美好不仅仅是生命本体的美好,更是带给世人和社会的美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国际性的酒文化研讨会在杭州举行。陈先生因曾经去日本的多所大学做过客座教授,绍兴又是陈先生的家乡,所以会议的组织者——一位日本学者请求陈先生会后陪同代表们参观绍兴,并点名要到绍兴咸亨酒店用餐。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绍兴乡镇企业勃兴,带来的后果是,城内城外的河流都被严重污染。咸亨酒店前面的那条小河当然也不能幸免。陈先生了解家乡的情况,为了不使家乡在外人面前现丑,暗自调整行程,改为赴余姚河姆渡参观,且故意在余姚河姆渡磨磨蹭蹭拖延时光至薄暮。客人们到绍兴咸亨酒店时已是月上柳梢了,臭水沟因天色幽暗而得到了巧妙的遮掩。作为陈先生的同乡,我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今天当我写一点追忆先生的文字时,竟然觉得先生是一个极幽默的人,不禁感叹大学者原本亦是平常人,有平常人藏拙遮羞的“绝办法”,但陈先生热爱家乡的良苦用心却是所有爱乡的人都能感同身受的。

    今天,甲午廿七夜,当我伏案写一些怀念陈先生的文字时,心头有一种莫名的愧疚和温暖,它们交集在一起,象潮水一般从心底涌起。2003—2005年,绍兴市文物局组织编写《绍兴文物志》,至2005年7月,书稿基本就绪,编写组同仁商量,得有一篇镇得住的序言,我第一想到的当然是陈先生。当时正处所谓的“七月流火”,那年的夏天特别热,把这样一个要求跟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提,我的心里忐忑不安,缺乏勇气,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向陈先生开了口。一周后,接到陈先生的电话,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陈先生在电话里告知我,“序言”已完成。这怎么可能?但事实却让我一阵惊喜。

    2013年,是我人生跨入“知天命”之年,我寻思着将参加工作以来撰写的一些文章编印一本《岁月回眸》的集子。时年7月,当我从中挑选了50篇曾经在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整理完毕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捧着书稿去杭州拜访陈先生。看到陈先生精神矍烁,我鼓足勇气请他为书稿作序,陈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最让我感动的是,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接到了陈先生的电话,说“序”已写好。当我取回陈先生的序言,再看我的书稿时,令我大吃一惊,书稿里有许多陈先生所划的条条杠杠,还给我改正了文中的一个错字,并附上小纸条,指明这个字的出处。当时,我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最令我难忘的是,大概是十多年前吧,一个寒冬的晴日,我就越文化研究的一个课题去陈先生寓所请教一些问题。当时陈先生住老杭大教授楼。那幢建筑已经非常老派,但透着贵气。陈先生住带小庭院的底楼。因是寒冬,庭院书带草上覆了一层厚厚的霜。陈先生出来迎接我们时,穿着有年份了的大棉袍,头上带着一顶很旧的罗松帽。寓所内书柜上、床上、凳上、地上,堆叠满了书,看似有点凌乱,但显然有一种主人自知的秩序,是农夫随时准备去干活而摆放的农具的那种秩序感。这时,我的心里掠过一丝惭愧,觉得这才是作为工具的书,而不是作为摆设的书。这个空间里,旧的棉袍,旧的罗松帽,自由堆放的书,与这个空间的主人在气质上是多么浑然一体哦!我急不可耐地为一个自己正在编写的一本书里的问题,问陈先生有关文献方面的事。陈先生不加思索,从堆放在地上的一大堆书中,很利索地从底端抽出其中的一本旧书来,同样是很利索地翻到其中某一页,捧给我看。我先是瞠目结舌,接着是如获至宝,内心的肃然起敬,无以言表。当时,我好像突然明白了那些关于“神童”的传闻,并油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想法:陈先生是从书里面长出来的,抑或是那些书是从陈先生身上长出来的。至少对文献的了如指掌,对工具使用的游刃有余,成为成就陈先生大学问的原因之一吧。

    2011年11月,为庆贺陈先生诞辰9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我曾撰文“学者本是平常人”中提到:“陈先生作为当代乡贤,其学术成就在绍兴、在中国乃至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仅‘海进海退理论’就足以成为近百年绍兴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我个人以为,继鲁迅之后,绍兴在中国学术史上给家乡争足面子的人,非陈桥驿先生莫属。”不知何故,讲到陈先生时我常常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和“安身立命”这个成语。人需有安身立命的东西,鲁迅先生有《呐喊》和《彷徨》,陈先生有“海进海退理论”,人总有一天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但只要那个安身立命的东西在,那个精神载体在,就永远不会离去。在我看来,陈先生的辞世,固然使当今社会失去了一位古今会通,融贯中西的“学界泰斗”,然而,陈先生留下的巨大的精神财富,无异在人们的心目中矗立起一座“人世楷模”的耀眼丰碑。

 

                 高  军

     2015年2月15日深夜于绍兴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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